边，我可以放声痛哭。那天夜里，他也在痛哭。我对他说：“你不哭，我也不哭。”我记得后来祖母把我带走了，亲戚来劝说我的父亲：“你还年轻，应该续弦，这也是为了孩子。”当时，家里除我以外，还有我的小弟弟和刚生下不久的小妹妹。有一天，他们把我送到新的妈妈那里：父亲又结了婚。新的妈妈站在屋子中间，轻轻地招呼我说：“进来，进来！”我不愿意进去，我并不认识她。但是后来我终于进去了，而且很快就爱上了她。她心地善良，至今还活着，至今仍心地善良，我至今仍爱她，而且非常爱她。要向您说明我的来由既容易又不容易。我的父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我的母亲、我的祖母和我的继母也都不会读，不会写。我相信，我的父亲之所以能容忍我去修道院是因为在那里我将学会读书写字。他陪我去修道院时叮嘱我说：“你要听话，好好学习……”

法：您那时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吗？您刚才说过，您只听命于自己……

马：那时候，我是个腼腆的人。我是那么腼腆，以致在课堂里我从来没有勇气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虽然我已经懂了，但当老师叫到我的名字时，我满脸通红，变得笨嘴拙舌。但即使那时，我也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人。请您听听胡子的故事吧。我20岁时，修道院院长命令我蓄起胡子，按照规定，见习修道士不一定要蓄胡子。我拒绝蓄胡子，他便大发雷霆说：“要么你听我的话，要么你离开这里。”“行，我离开这里。”我随即整理行装，因为我料定结果将会如何。“你不能离开这里！你得留下来。”“好吧，我留下来。”“但是你得蓄胡子。”“不，我不蓄胡子。”“瞧着吧，现在我就揍你。”“那你揍吧。”他开始打我。他一面打，一面厉声问道：“你蓄不蓄胡子？”“不蓄。”“你一定要蓄胡子，一定！”“不蓄。”他最终颓唐地倒在一张椅子上说：“我请求你蓄起一点胡子吧。仅仅蓄一点点，为了不致有失我的面子。”“不蓄。”“蓄最短的那种胡子，短得足以使人怀疑你是否长了胡子。”我笑着问道：“最短的那种胡子？”“是的。”“像现在这样？”“是的。”“再也不要多蓄一毫米？”“再也不要多蓄一毫米。”“好吧。”终于在我没有屈从的情况下达成了妥协。

法：我可以说，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种妥协。

马：这是我的战略，始终一贯的战略。我的意思是说：我总是喜欢走到深渊的边缘，然后停在那里，以免掉进深渊。您明白吗？我在最后的时刻止步不是因为我到了那里觉察到前面已是深渊，而是我能预测到那里是不能逾越的最后一毫米。当然，别人会以为我要去跳崖自尽，而我却是平静地向前走去，因为我知道应在什么时候止步。对待修道院院长就是如此。其实，我丝毫没有想到过要离开修道院，我太爱它了。但我知道，如果我让他相信事情恰恰相反，并忍受他的拷打，那么他会在最后让步，作出妥协。这是我的胜利。

法：您从未由于计算失误而遭遇厄运吗？

马：我不相信命运。任何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人们最多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但应该善于因势利导。例如，我没有预料到我在35岁时成了主教，37岁时成了大主教……这是一段值得一叙的历史。我在修道院里度过了七年的光阴，其中三年就读于尼科西亚的高等学校。之后，我被派到雅典，以便取得法律系和神学系的毕业文凭。在那里，我经历了战争，意大利的占领和继之而来的德国占领，这是一个困难而严峻的时期。解放后，我获得了美国的奖学金，到了波士顿。并接受委托，管理当地希腊东正教徒聚居区的一个教区。我喜欢美国，决心在那里逗留五年，而不是三年。我决心要取得大学神学教师的资格，但没有料到这个计划竟未能实现。实际上，只过了两年多一点，我就收到来自塞浦路斯的一封电报。它通知我说，在某一地区，人们要选举我当主教，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不愿意离开美国，我不愿意回塞浦路斯去。对我来说，塞浦路斯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且是被缩小了的地理概念。它缩小为我出生的山区、我在那里成长的修道院和就学的尼科西亚学校。您知道吗？我18岁时才初次见到大海。因此，我立即作了这样的答复：“万分感谢，我不想成为主教。”

法：您是在对我说，您是个没有抱负的人吗？

马：当然，我曾是个有抱负的人！当一个神甫在自己的宗教生涯中一事无成时，他是不会满意的。我的抱负与此不同。但是我发出回电后不久，便收到了第二份电报：“选举已经举行。人民一致选您担任主教。”那是1948年，正值爆发独立斗争的前夕。我忧郁地登上一架飞往雅典的飞机。我记得在那里我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能在尼科西亚机场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吗？”后来，我在雅典乘飞机去尼科西亚……我已经告诉过您，在塞浦路斯，选举主教是非常民主的：在没有舞弊的情况下，人民自愿而热情地参加选举。但是我没有告诉过您关于选举掀起的狂热。我不能忍受狂热，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狂热。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走出机场去找出租汽车，看到外面的人群狂热地呼喊着我的名字那种难以置信的情景时的感受。我只是重复了后来成为我的第一次政治宣言的话：“你们需要我，我将献身于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