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他们便把汽车停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去参观博物馆，他们守在门口等我们。我们经常看见他们从相反的方向过来，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装置获得信息。真是一场噩梦。在干尼亚机场，我遭到一名便衣警察的侮辱。在去雅典的飞机上，我们被安排在最后两个座位上，整个旅途受到监视。回到雅典后，我们不能在比雷埃夫斯港口享受一顿不受监视的晚餐，因为警察马上就会发现和跟踪我们。甚至在一位因心脏病而去世的民主党部长的葬礼上，他们还折磨我们。还有，帕帕多普洛斯一直没有同意我采访他，但是根据希腊驻罗马使馆的说法，似乎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多么遗憾！如果能问问帕帕多普洛斯先生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大赦，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如果能告诉他，无论阿莱科斯走到哪里都被当做民族英雄来欢迎，那就更有趣了。人们在路上拦住他，拥抱他或者试图去吻他的手。出租汽车司机让他在禁止停车的地方上车。汽车司机停车向他致意。咖啡馆不让他付钱也是经常的事。一句话，大家都支持他，与他站在一起，只有为军政府服务的人才反对他。看到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使我终于对这位难以理解的人有了一点认识。我明白了一些问题，例如他的烦恼和不悦，他对永远得不到的平静的渴望，这种渴望通过无法控制的愤怒表现出来，还有他那无济于事的大胆，生气地给国内最强有力的人约安尼迪斯打电话，对他进行挑衅，唆使他再次逮捕他。或者他效仿尤利西斯的狡黠和尤利西斯的心血来潮，从各种含义上说，他跟尤利西斯越来越相似了。还有当他看见卫城时，竟热泪盈眶，因为卫城是他所信仰的一切的象征。他的沉默是忧郁的，但是也有短暂的欢乐使他重新得到几小时或几分钟的青春。有时他突然爆发出孩子般的笑声，有时也意想不到地开玩笑，但这种玩笑会由于情绪的突变而立刻消失。他对给他写情书、向他公开发出邀请或对他施展诡计的女人所表现的端庄是过分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而且，无论是他过去的风流事，还是目前的私生活，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因为“一个正经的男子汉不这样行事”。他是个胆怯、顽固、自豪的人。一千个人的特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你总能想方设法为他开脱。关于他暗杀的事他是这样说的：“我不想杀人，我也不会杀人。我要杀的是暴君。”他的话多么令人高兴呀。

与此同时，他申请护照。对他来说，弄到申请护照的必要证件就很不容易了。无论他到哪个机关去要求，都遇到重重障碍。例如格利法达市政府证明不了他的出生。他的名字突然从注册本上消失了，只有雅典娜的名字，而没有他的名字。为此，他毫不掩饰地苦笑着说：“我没有出生，注意到了吗？我还没有出生。”但是一天早晨，他从外面回来，高兴地跳着说：“我出生了！我出生了！”谁知道他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七天后，一个星期一，他们发给了他护照：只是往返一次有效的护照。三小时后我们乘上飞往罗马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动身了。但是我们离开时的情景也是不寻常的。通过海关、边防警察和行李检查后，我们来到候机室。突然一大群便衣警察挑衅性地把我们围住了。后来，扩音器通知旅客登机，我们来到第二号门，出示了我们的登机卡。他们把我们推到后面。“为什么？”阿莱科斯问道。没有回答。“我们有护照和登机卡，我们已经办了一切手续。”没有回答。其他旅客都进去了，搭上了大轿车，又从轿车上下来进了机舱。飞机就等着我们两人了。但是我们无法靠近舷梯。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向我们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人向把我们当做大人物陪伴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作解释。10分钟，15分钟，20分钟，25分钟，30分钟过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过了30分钟后，他们又允许我们上飞机了。也许他们给公安部的头目打了电话。也许这个头目又报告了帕帕多普洛斯，而帕帕多普洛斯认为在最后的时刻阻止阿莱科斯动身的错误做法，就国际上来说也是通不过的。但是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关上机舱的门以后，飞机在跑道上还停留了40分钟。那天地面指挥塔并没有出什么毛病。机舱里笼罩着窘迫不安的气氛。但是当我们飞上了天，飞上了世界上最蔚蓝的天空以后，这种气氛就消失了。

后来发生的事是另一本书[3]了。因为阿莱科斯成了我生活的伴侣，伟大的爱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直到1976年5月1日晚上他去世。他是被人为的车祸杀害的，但当局很快把它定为一般的车祸。为了更好地了解下面他十分重视的采访记，很有必要知道从飞机在罗马降落到他们把他杀害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构成他的存在的主要事件。请看下面。

同我一起离开希腊后，阿莱科斯选择了意大利作为他在政治上和地理上的斗争基地。这里有我们居住多年的家，从这里他出发去法国、德国和瑞典旅行。在流亡期间，他还从这里多次秘密回国，从没有被约安尼迪斯的警察发觉。1973年11月工学院的暴动以及屠杀学生的事件，造成了政变中的政变：约安尼迪斯夺了帕帕多普洛斯的权，把他抓了起来，并自定为希腊当然的主子。于是阿莱科斯的头号敌人成了约安尼迪斯。他使用一张假护照到达雅典机场后，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