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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
“哦,埃迪·普鲁。”他喃喃地说着,并用桌布慢慢地擦着吧台。“贵姓?”
“马洛。”
“马洛。边喝边等?”
“来杯干马提尼吧。”
“一杯马提尼,干的,很干很干。”
“好吧。”
“您用勺子还是用刀叉吃?”
“切碎了。”我说,“我咬着吃。”
“去上学的路上吃。”他说,“要把橄榄给您放在书包里吗?”
“用它砸我的鼻子。”我说,“要是这让你感觉好些的话。”
“谢谢您,先生!”他说,“一杯干马提尼。”
他刚转身从我这儿走开,随即又折回来,身子靠着吧台,说:“我把酒弄错了。那位先生告诉我这件事。”
“我听见了。”
“他告诉我这件事,就像有身份的人告诉你这种事时那样。就像大牌导演喜欢指出别人的小毛病那样。您听见的。”
“是的。”我说,心想这话要扯多久啊。
“他要让别人听见——这位绅士做到了。所以我过来,可以说冒犯了你。”
“我知道。”我说。
他竖起一根手指,若有所思地看着。
“就是这样。”他说,“一个十足的陌生人。”
“这是因为我棕色的大眼睛。”我说,“它们看上去很温和。”
“谢谢,朋友!”他说完转身走了。
我看见他在吧台一头打电话。接着看见他在调酒。当他拿着酒回来时,一切正常了。
[1]此处可能指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1920),他同情俄国革命,著有《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2]原文为俄语“tovarich”,相当于英文“comrade”。
18
我端着酒走向靠墙的一张小桌,坐下来,点了支烟。五分钟过去了。我没注意到,音乐已经换了曲子。一个女子在唱歌。她是个女低音歌手,音色丰满,声音很动听。她唱着《黑眼睛》这首歌。身后的乐队似乎要入眠似的。
她唱完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还有口哨声。
坐在隔壁桌子的一位男子对他女友说:“他们将琳达·康奎斯特弄回乐队来了。我听说她同帕萨迪纳的一个有钱人结了婚,但这不是真的。”
女友说:“声音不错。要是你喜欢女歌手的话。”
我刚要站起来,一个影子落在桌面上,有人站到了我面前。
此人是个大个子,脸上有伤疤,右眼干瘪无神,眼珠子动也不动,像瞎子一样目光呆滞。他身材很高,不得不弯腰将手搭在我对面的椅背上。他站在那儿打量着我,不说什么,我坐着,一边抿着最后一点酒,一边听那个女低音歌手唱另一支歌。客人似乎喜欢这种老掉牙的音乐。也许他们都厌倦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事事都得赶工提前的状态。
“我是普鲁。”此人用沙哑的嗓门低声说。
“我想也是。你想找我谈谈,我想找你谈谈,我也想找那个唱歌的女子谈谈。”
“那我们走吧。”
酒吧往里走有扇锁着的门。普鲁开门让我进去,我们进门踏上左边铺着地毯的楼梯。到了一条长廊,两边的门关着。走廊尽头,有个明亮的星状物被一扇网格屏风挡着。普鲁敲敲屏风旁的一扇门,推开,站在一边让我进去。
这是一间舒适的办公室,并不很大。落地窗前,靠墙脚有一张放了软垫的固定座位。一个穿白色礼服的男子站着,背对着房间,看着窗外。他头发灰白。室内有个镀铬的黑色大保险柜,几个文件柜,一个放在架子上的地球仪,一个内置式小吧台,一张常见的、笨重的办公桌,后面有把常见的高背皮椅。
我看着桌子上的摆设。所有的东西都是上档次的黄铜制品。一盏黄铜台灯,黄铜笔架和铅笔盘,黄铜玻璃烟缸,缸边上有黄铜小象,开信封用的黄铜刀,铜盘上有把黄铜水壶,黄铜包角的吸墨纸盘。铜花瓶中插一枝黄铜色的香豌豆花。
看来他很喜欢铜制品。
站在窗口的男子转过身来,我看出他年近五十,浅灰色的头发柔软浓密,一张好看的大脸盘并无特别之处,除了左颊有道疤痕,看上去像是一个深深的酒窝。我记得这个酒窝。不然我就已经忘记这个人了。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在电影上见过他,至少十年前。我不记得是部什么电影,也忘了他在电影里扮演什么角色,只记得那张黝黑但好看的大脸盘及这道疤痕。那时,他的头发还是黑的。
他向办公桌走去,坐下来,拿起开信封的刀,用刀尖轻轻地拨动着大拇指。他面无表情地看看我,说:“你是马洛?”
我点点头。
“坐下吧。”我坐了下来。埃迪·普鲁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向后仰着身子。
“我不喜欢私家侦探。”莫尔尼说。
我耸耸肩。
“我不喜欢他们有很多理由。”他说,“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喜欢他们。我不喜欢他们打扰我的朋友。我不喜欢他们纠缠我的妻子。”
我没说什么。
“我不喜欢他们询问我的司机,或粗暴地对待我的朋友。”
我没说什么。
“总之,我就是不喜欢他们。”他说。
“我多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说。
他脸有点红,眼睛发亮。“另一方面,”他说,“我眼下可能用得着你。你若跟我合作,你会得到好处。这想法不错。你少管闲事就会得到好处。”
“我会得到多大的好处呢?”我说。
“你会得到时间与健康。”
“我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样的话。”我说,“我只是想不起来谁说的了。”
他放下开信封的刀,打开办公桌的一扇柜门,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