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边有两扇窗户，没挂窗帘，窗台很脏。有把转椅，两把直背椅，都是杂色硬木的，还有一张近于方形的办公桌。桌上只有一本旧记事簿、一个便宜的笔架和一只圆形的玻璃烟灰缸，里面有雪茄烟灰。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些沾了灰尘的衬纸、一些夹子、橡皮筋、铅笔头、几支钢笔、一些生锈的笔尖、用过的吸墨纸、两张没用过的两分面值的邮票、几张印刷信笺、信封和账单。

字纸篓里丢满了垃圾。我几乎花了十分钟时间仔细地翻捡。最后我弄明白了一件我已经十分肯定的事情：H·R·蒂格尔作为一个牙科技师，经营一些小业务，为城里一些生意不好的牙医做些实验室工作，那种牙医通常在没有电梯的商场二楼有个简陋的诊所，他们既没有技术，也缺乏设备做实验室工作，他们会把活送到和他们一样寒碜的人那儿，而不是送到高效但不讲情面的实验室去，因为那些实验室根本不会给他们赊账。

我找到一样东西。一张煤气账单上有蒂格尔的住址：托伯曼大街1354B号。

我站起来，将垃圾放回纸篓里，走到写着“实验室”的木门前。门上有把新的耶尔锁，楼里的通用钥匙打不开。这也没办法。我拉灭外间的落地灯，走了出去。

电梯又下楼了。我按了铃，当电梯上来时，我侧身从波普·格兰迪身边经过，悄悄将钥匙挂回他头顶上方的环上。环叮当一声碰到了电梯的厢壁。他微微一笑。

“他走了。”我说，“肯定是昨晚走的。肯定带了不少东西。他的桌子都清理过了。”

波普·格兰迪点点头。“带了两只箱子。虽然我并未注意到。通常只带一只箱子。我猜想他是给人送货去了。”

“送什么货呢？”电梯吱吱嘎嘎往下降的时候我问。只是没话找话说。

“假牙啊，尽管装上一点也不舒服。”波普·格兰迪说，“给我这样的可怜的老家伙装。”

“你不会注意到的，”当电梯在门厅费劲地打开时，我说，“没人会注意到，五十英尺高处一只蜂鸟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你注意不到的。”

他微微一笑。“他干了什么？”

“我想去他家里找到答案。”我说，“我觉得他很可能远走高飞了。”

“我倒想和他换个位置。”波普·格兰迪说，“即使他只是去了旧金山，并在那儿被逮住。我也愿意和他换个位置。”

[1]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此指代大萧条的受害者们。

26

托伯曼大街。一条宽敞但灰蒙蒙的大街，在皮科街后面。1354B号是楼上的一家住户，朝南，整幢房子是黄白色的建筑。门口有个门廊，另一边标着1352B。楼下几家住户的门构成直角，中间隔着宽敞的门廊。我一直按着门铃，即使我肯定不会有人来开门。但这样的住宅总会有一个邻居隔着窗户偷窥。

果然，1354A号的门开了，一个矮小、眼睛很亮的妇人在门口看着我。她的黑头发洗过，卷曲的头发上别满了发夹。

“您找蒂格尔太太？”她声音尖尖地问。

“蒂格尔先生或蒂格尔太太都行。”

“他们昨天晚上出发去度假了。他们收拾行李，很晚才走的。他们要我让人别送牛奶和报纸了。他们走得很急，多半是临时决定的。”

“谢谢！他们开的是什么车？”

她身后传来某部爱情连续剧里令人伤心的对话，就像一块潮湿的抹布打在我脸上。

眼睛很亮的妇人说：“您是他们的朋友吗？”声音中透出的怀疑，如同收音机里表白的过火一样显而易见。

“没关系。”我生硬地说，“我们只是要我们的钱。总能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

妇人竖起头，仔细听着。“那是伯拉·梅。”她苦笑着对我说，“她不想和迈尔斯医生去跳舞。我猜想她不愿意。”

“噢。”我说着去找我的车，开回好莱坞。

办公室里没人。我打开里面房间的门，推开窗户，坐了下来。

又一天即将结束，空气沉闷，令人倍感疲惫，大街上回家的车辆发出很大的声响，办公室里的马洛小口地喝着酒，浏览白天送来的信件。四张广告；两份账单；圣罗莎的一家旅馆寄来的一张漂亮的彩色明信片，去年我为一件案子曾在那家旅馆住过四天；一封索萨利托的一个名叫皮博迪的人寄来的长信，字打得很难看，信上转弯抹角地说，他能根据嫌疑人的笔迹看出此人内心的情感特征，并依据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进行分类。

信里还附了一个贴了邮票并写好地址的信封。我撕下邮票，将信和信封扔掉，这时，我眼前似乎出现一个形象：一个可怜的长头发老家伙，戴顶黑呢帽，系个黑领结，在书房的窗前，佝偻的身子颤颤巍巍，门外飘来一股火腿煮白菜的味道。

我叹息一声，将信封捡起来，又拿一只新信封写上名字和地址，将一美元的纸币折好塞进信封，在纸上写了“这是最后的捐献”。我签上名字，封好信封，贴上邮票，又倒了一杯酒。

我装好烟丝，点上烟斗，坐着抽烟。没有人来访，没有人打来电话，没有什么事发生。没有人在意我是死了还是去了得克萨斯的厄尔巴索。

汽车的噪音渐渐平息。夜色更浓。西边的上空可能有片红色。一路之隔的街区里，霓虹灯早早地亮起，斜斜地挂上屋顶。巷子里一家咖啡店墙上的换气扇单调地掀动着。一辆卡车装满了货物，倒车出去，轰隆隆地朝大街开去。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有声音说：“马洛先生吗？我是肖先生。在布里斯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