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息道：“国事颓唐，陛下惟有先下罪己诏，改弦易辙，革除弊政，以挽回人心。至于御敌之事，臣不才，只能委之于将帅。”这宇文虚中是个相当有文才的人，诗名满天下，在气节上，起初也是可以的。可惜后来阴差阳错，在朝廷南渡后被金人索要去，任了大金的官职，甚遭人鄙视，最终也没得好死。

徽宗听了他的建议，感觉这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国都要亡了，老脸也可以不要了，就命宇文虚中负责起草“罪己诏”。自古皇帝很少有自己批评自己的，有那么一二个，不是国将亡，就是灾害中死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批评一下自己，就无法向天下交代——是啊，全国乃至历史上最英明的人，怎么会把事情搞成了这样？

徽宗肯这么做，说明他也知道自己把祸闯大了，不做做自我批评，天地难容。

宇文虚中领命后，一夜没睡，把一道罪己诏拟了出来。这诏书总算是说了真话，可谓字字泣血，悔恨不已，次日便颁行全国。这是徽宗头一回坦言执政二十余年来的失误，说得相当透彻：“自登基以来，言路闭塞，阿谀奉承之声不绝；奸佞掌权，宵小得志，忠良之臣蒙冤受害。朝纲败坏，世风日下；赋敛畸重，生民之财枯竭；戍役繁重，军民不堪其扰。无益于国计民生之事甚多，奢靡之风渐成。国家资财被窃取一空，谋利者仍然搜刮不止。戍边士卒衣食不保，冗官滥将坐享富贵。数年来灾异不断，实乃上天示警，而朕不思悔悟；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朕居深宫而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

诏书是宇文虚中起草的，他显然是借此批判了徽宗的恶政。而徽宗呢，过去固然是昏到了家，现在倒也都认账，承认是自己搞砸了，绝非圣明天子。

这份诏书之所以顺利被通过，是因为徽宗明白，事到如今话不说透，就没人愿意给他卖命了。身边宠臣们跟着一块儿败家是内行，要是卫国御敌，一个也指望不上，关键时刻还得依靠那些不肯拍马屁的正人。

因此，在诏书的后半部分，徽宗故意说得很坦诚，以“大义”唤起民众，让大家都来保卫赵家江山：“今起朕决意大革弊端，废除苛虐之政，以救国祚，以谢天谴，以保祖宗之业。先前朕亦屡有求直言之诏，但为权臣所阻，致使人心离散。今日改革之志，神明在上，决不更易！”他号召天下州邑官员赶紧率师勤王；草野之士如有安邦定国大计，或者有异谋可出使外邦者，通通破格提拔，甚至可拔为将相。他还号召中外士庶，都赶紧建言献策，可用者一定采用，不当者也不加罪。

——伙计们，我自打耳光如此，你们难道能见死不救吗？

罪己诏一下，相应的措施也立即展开。重点是节约用度，宫中开支大幅削减，亲信的俸禄也有所降低，道士当官者一律免职，给寺院的赐田也强行收回。对那些招致天怒人怨的采石所、教乐所、应奉局、行幸局、制作局、花石纲等等，一股脑都撤掉。可是他不知道：民心一失，就再不可能收回来了。胡闹了二十年的执政者，老百姓谁还相信他能改邪归正？罪己诏颁下后，在民间根本就没引起什么动静。谁心里都在嘀咕：把国家祸害够了，忽然又要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这不是等于愚弄民智么？

结果，不见人民踊跃建言，也不见勤王大军潮水般涌来，倒是金兵一天比一天逼近了。

京城眼看就要成危城一座，老百姓哪还管你是否革故鼎新，都担心金兵一到，鸡犬不留，血流成河。人心惶惶之际，担负国家大任的宰执大臣们全没了往日的威风和儒雅，日聚朝堂，无计可施。但凡脑袋活络一点的，都在打主意先把家属送出汴京城去再说。

徽宗见局势并不如自己预期的那样发展，也大起惊恐。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起“金人檄文”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刺激——皇帝这位子，他娘的做不得了！

事情由童贯而起。

童贯是中国历史上闹出很大名堂的一位宦官，由于被写入了《水浒传》，至今仍大名鼎鼎。这人确有可让后人瞠目之处。《宋史》上说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身为宦官而有胡须，这甚为奇特；据有人分析，这与他二十几岁才净身有关系。

他在宦官史上，创下了几项无人可破的记录——作为宦官，他掌握军权的时间最长，并且实际掌控的军权最大；本人获得的爵位最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童贯读过四年私塾，又曾出入过前线，能文能武。他在前线时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了若指掌。这个阅历，使他在宦官群中显得极不寻常。

入宫后，他一开始蹉跎了二十年没有长进，直到徽宗登位，发现了这位已经48 岁的奇才，他这才算一步登天。

这家伙善于察言观色，有办法搜刮古玩字画，由此讨得徽宗的欢心。可是长袖善舞的人一般都贪生怕死。徽宗让他做军事统帅去伐辽抗金，那纯粹是嫌大宋亡得不快。

宣和四年，他受命攻辽，惨败而归，只得乞求金兵代为拿下燕京，最后以百万贯钱赎回燕京等几座空城。事毕后，还侈言恢复之功，这引起了徽宗的极大不满，就强迫其致仕，把他晾到一边了。

不久，童贯又用了一点小权谋，东山再起，被派去坐镇太原。他在前线时，曾收到过金人写来的一封书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篇痛骂徽宗的檄文。童贯不敢上报，只偷偷把檄文藏了起来。

当他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