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死亡，可是人的一生有多少次这种机会？

小时候我总是认為，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要不加思索地跳下去救他，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如果不幸溺死了，人们会為我立一个铜像，题上「捨生取义」。一个很伟大的哲学最后变成一个很荒谬的教条。

如果在生命最危急的情况下，对其感到不忍、悲悯而去救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绝对是人性价值中最惊人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為了要「成仁」而「杀生」，就变成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就好比，如果我背上没有「精忠报国」这四个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报国了？

孤独与伦理规范

忠、孝究竟是什麼？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文化的成熟，来自於多面向的观察，而不是单向的论断；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检视这些问题并非去否认问题，不能说「今日儒家文化已经式微了」，我们最底层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语言模式，在本质上都还是受儒家的影响，而这裡所说的「儒家」早已跳脱哲学的范畴，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我习惯在校园发现问题时，立刻以系主任的职权去维护学生，这也是「儒家」，為什麼我不让它成為一个议题，公开讨论？

在我们的社会中缺乏议题，包皮括情慾都可以成為一个议题。

从法国回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十叁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十叁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这件事通常是由训导单位决定，到会议上只是做最后的确认，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发生的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后的因由，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

听了，我吓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不管是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為什麼当初会「想当然耳」？

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察自身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為的反省才是。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学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间，选择了饮下毒汁而死，因為他认為他的死刑是经过民主的投票，他必须遵守这样子的道德意识，接受这样子的结局。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辞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我相信，有一天，孤独感会帮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检视道德意识，当其时道德情操才会萌芽。就像阮籍不在母亲丧礼上哭，让所有的人说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个朋友，便把这件事写在《世说新语》。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為开始分离。

卷一 情慾孤独(6)

对生命的怀疑

我出版过一些书，谈了美学、谈过诗，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我想我最终的着作应该是一本懺悔录。我相信，最好的文学是一本最诚实的自传，目前我还没有勇气把它写出来，但已经在酝酿，我也知道这会是我最重要的功课。我是要跳回去做一个和稀泥的人，去掩饰跳墙、记过的事件，还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这就是我的选择了。

我想，台湾应该是一个可以有距离的去对抗儒家文化传统的地方，奈何我们既隔离在外，却又以儒家正统文化自居，因為我们认為对岸破坏了儒家传统，所以我们必须去承接，事实上我们所背负的包皮袱比对岸更重。所以我到上海时便发现，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孤独感一下子就跑出来了，特立独行的个人也出现了……好像，台湾要发动在内心深层处的孤独感革命更难了……

家庭、伦理的束缚之巨大，远超於我们的想像。包皮括我自己，儘管说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岁的妈妈面前，我又变回了小孩子，哪敢谈什麼自我？谈什麼情慾孤独？她照样站在门口和邻居聊我小时候尿床的糗事，讲得我无地自容，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麼不能说的？」

其实，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专门剪孩子的头发，比中学时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厉害，这一把看不见的剪

刀叫做「爱」或是「关心」。因為这把剪刀，母亲成為我走向孤独的最后一道关卡。

在我们的文化中，以「爱」、「关心」或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不允许相对的讨论、怀疑——而没有怀疑就无法萌生孤独感，因為孤独感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採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活着真的有价值吗？我不敢说。我也不敢说杀生一定成仁，捨身一定取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