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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地抚摸着胡子。“您知道凶案发生在什么时候吗?”
“是的,我清楚地记得壁炉上的钟敲了两下。”
她冲壁炉中间放在一个皮套里的钟表点点头,那是个可以连续走八天的旅行钟。
波洛从椅子上站起来,仔细查看着钟,然后点点头,一副满意的样子。
“这里还有一个,”贝克斯先生喊道,“是块手表。肯定是凶手从梳妆台上打落到地上的,已经碎了。他们不知道这块表是个不利证据。”
他轻轻地把碎片从表盘上拨开。
突然,他大惊失色,叫道:“天哪!”
“怎么了?”
“手表指针指向七点钟!”
“什么?”法官诧异地喊道。
但是波洛跟往常一样敏捷,从呆住了的局长手中拿过坏了的手表,贴在耳边,然后笑了。
“没错,玻璃是碎了,可手表还在走呢。”
这个解释让人们都松了口气,宽心地笑了。但是法官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可现在不是七点吧?”
“不是,”波洛轻声说道,“现在是五点零几分。可能表快了,是吗,夫人?”
雷诺夫人困惑地皱着眉头。
“确实快了,”她承认,“可我从来不知道会快这么多。”
法官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不再谈手表的问题,而是继续他的审问。
“夫人,前门是半开着的,看样子凶手很有可能是从那里进来的,可又不像是强行撬过门。您能解释一下吗?”
“可能是我丈夫临睡之前出门去散步,回来时忘了关。”
“有这种可能吗?”
“很有可能。我丈夫经常心不在焉的。”
说着,她微微皱起了眉头,好像死者的这一性格有时会让她很伤脑筋。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局长忽然说,“既然那两个人坚持让雷诺先生穿上衣服,那么他们要带他去的地方,也就是‘秘密’所在的地方,似乎离这里有些距离。”
法官点点头。
“对,有点远,但也不是太远,因为他说天亮前回来。”
“梅林维尔站最后一班车是几点?”波洛问。
“一个方向是十一点五十分,另一个方向是十二点十七分,不过他们很可能已经备好了汽车。”
“当然。”波洛表示同意,但有些失望。
“确实,这可能也是追查他们的一个方式。”法官面露喜色,“一辆汽车里载着两个外国人,是很容易被注意到的。这个想法可真不错,贝克斯先生。”
他笑了笑,然后马上换了一副严肃的面孔对雷诺夫人说:“还有个问题,您认识一个叫杜维恩的人吗?”
“杜维恩?”雷诺夫人沉思地重复着,“不,到目前为止,我想不起来。”
“您从没听您丈夫提起过这个名字吗?”
“从来没有。”
“您知道有谁的教名是贝拉吗?”
问这话的时候,他仔细打量着雷诺夫人,想找出因意想不到而表现出的生气或者其他态度,可她只是很自然地摇了摇头。他继续问道:“您知不知道昨晚您丈夫见了一位客人?”
这时,他看到她两颊微红,可她镇定地回答说:“不知道。是谁?”
“一位女士。”
“真的吗?”
不过这会儿法官不愿多说,看样子多布罗尔夫人跟这起凶杀案没什么关系,因此他也不愿引起雷诺夫人不必要的烦恼。
他对局长做了个手势,后者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站起身,穿过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那个我们在棚屋里见过的玻璃缸,从里面拿出了裁纸刀。
“夫人,”他轻轻地说,“您认识这个吗?”
她小声惊呼道:“认识,这是我的小裁纸刀。”接着她看到了沾有血迹的刀刃,不由得向后退去,惊恐地睁大双眼。
“那是……血吗?”
“是的,夫人。您丈夫就是被这把刀子杀害的。”说完他赶紧把刀子拿开,“您肯定这就是昨晚您梳妆台上的那把吗?”
“哦,是的。这是我儿子送给我的礼物。战时他在空军服役,他多报了几岁。”她的语气中有一种作为母亲的骄傲,“这是用流线型飞机的金属材料做成的,是我儿子送给我的战争纪念品。”
“我明白了,夫人。还有个问题:您儿子现在在哪儿?必须马上给他发电报。”
“杰克?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什么?”
“是的,我丈夫昨天给他发了电报。原本是打算派他去巴黎办事,可是昨天他发现必须马上让他赶去南美。昨天晚上有一艘从瑟堡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于是我丈夫发电报让他坐那艘船。”
“你知道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办什么事吗?”
“不,先生,我对此一无所知。不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是我儿子的目的地,他要从那儿走陆路去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又是圣地亚哥!”
提到这个词,我们都大为震惊。就在这时,波洛走近雷诺夫人。他原本一直站在窗边,仿佛沉醉在梦中一般。我真怀疑他是否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他停在夫人身边,鞠了一躬。
“抱歉,夫人,我可以看一看您的手腕吗?”
虽然对于这个请求略感讶异,但雷诺夫人还是伸出了手。两只手腕上都有深红色的伤痕,说明绳子都勒进肉里去了。波洛查看的时候,我看到他眼中闪烁的兴奋之情消失不见了。
“您一定非常痛。”他说,又显出困惑的神情。
可是法官却激动地说道:“得马上发电报给杰克先生。我们需要了解有关他圣地亚哥之行的全部情况。这很重要。”他迟疑了一下,又说,“我本希望他就在这里,这样您就没有必要承受痛苦了,夫人。”
“你是说,”她低声说道,“认尸吗?”
法官点了点头。
“我很坚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