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历史而横揽昆仑大江之美者，未有不油然而兴起者也。有历史，有地理，而国家之影，乃益状诸思想，而不能忘矣，是为爱国教育之第二步。虽然，犹其浅也，犹其形也，而未及乎人格精神也。呜呼，自共和以还，盖尝手法国之操典，而三复之矣，求其精神教育之根本，而得一“自我”即国家人格之精神代表说也[4]，人未有不自爱者，国也者，“我”之国也，而爱之义以著，故法国以名誉，与爱国并提，名誉者，自尊之精神也，德国以忠君与爱国并提，忠君者，克己之精神也，是故君主国以元首为国家人格之精神代表，而要求其民也，以服从，以自牧，若曰服从其元首，即爱国之最捷手段也，客观之教育也。共和国以自我为国家人格之精神代表，而要求其民也，以名誉，以自尊，若曰发达其自觉心，为爱国之根本也，主观之教育也。故国家于声音笑貌体段行动之外，尤贵有一种民族的传统精神，以为其代表，而爱国教育，乃可得而言焉。然德国虽以服从为主体，亦决不蔑视其个性，德之操典曰，战事所要求者，在有思虑能独立之兵卒，能于指挥官既毙以后，依其忠君爱国之心，及必胜之志意，为自动的行动者也。法国虽以个性为主体，亦决不疏忽服从，故法之操典曰名誉与爱国心，所以鼓舞其崇高之企业心，牺牲与必胜之希望，所以为成功之基础，而军纪与军人精神，则保障命令之势力而事业之一致也。

明乎是四者，而军事教育之要纲得矣，犹有数事所当知者，一为战争之特性，一为时间之效力，一为习惯之势力。

战争之特性有四，曰危险，曰劳苦，曰情状之不明，曰意外之事变（格洛维止[5]之说）。危险，故有待于精神之勇，劳苦，故有待于体格之健，与忍耐力之强，情状之不明，故有待于判决之了澈，意外之事变，则有待于临机之处置，与积气之雄，凡此四者，上自将帅，下迄兵卒，皆同受之，而位置愈高者，则要求入于精神领域者愈深，而困难亦愈甚，此平时所贵乎修养磨练也。

凡人习一业，久之久之，忽得一自然之要领，有可以自领略，而不可以教人，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艺至是，乃始及纯粹之境，乃始可用，是名曰时间之效力，其在军事，其功尤显。盖兵之临战，其危险足以震撼其神明，失其常度，此时所恃者，唯平常习熟最简单之行动，以运用之于不自觉而已，故兵卒教育之最短时期，为四个月，而兵役则无有短于二年者。盖教育虽精密，亦必有待于时间之久，而始发生效果也。

凡人与人交，则习惯生焉，习惯有传染性，虽未尝直接，而闻风可以兴起，有遗传性，虽十年递嬗，人悉更易，而其传统的惯性仍在，习而善焉，不能以少数人破坏之，种而恶焉，尤不能以一时而改善之，故君子慎始而敬终，将军弗来答叙普法之战史（千八百零六年[6]）曰：“维也纳之役，其有名之将校，将来立新军之基础者，何尝不在军队之中，然不经拿翁之蹂躏，则往昔之习不去，而此有力之将校，无以显其能，故曰不良之军队，不经最大之痛苦不能治。”

曾文正所谓“孔子复生，三年不能革其习”者，其斯之谓欤。

[1] 即戈尔茨——编者注。

[2] 即《物种起源》——编者注。

[3] 即达尔文——编者注。

[4] 近读塞克脱将军之毛奇论有“朕即国家”即普鲁士精神说，则与此说一致矣。

[5] 即克劳塞维茨——编者注。

[6] 即1806年——编者注。

第五篇 十五年前之国防论

当时国人高唱裁兵之说，余恶其头脑笼统而作此文。嗟夫，孰知其不幸而言中也。书中所论虽已失时效，然为国防大要所在，故重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