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夜总会，前一个是他和本地联系碰头的地方，后一个是万一接不上头的退路。但是鲍里斯实际上只想喝酒，追舞女，浇愁解闷。或者出去散步，一去就是五个小时，因为他没法与他的妻子待在一个房间里。伊琳娜只能哭着等他回来，或者喝得烂醉，想像自己单独坐在潘西的壁炉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内幕和盘托出。我在山顶上坐在汽车里，让她不停地说着。我没有动，因为我不想打断她。我们看着港口上暮霭渐降，可爱的月亮升了起来，农夫们带着扁担和煤油灯走过。我们只需要等亨弗莱·鲍嘉14穿着晚礼服登场了。我的脚跺着伏特加酒瓶，让她说下去。我一动也没有动。这是事实，史迈利先生，这就是事实。”他说，是希望别人相信他而又无可奈何的口气。但是史迈利的眼睛紧闭，他对任何恳求都无动于衷。

“她就这样开了头，”塔尔解释道，好像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他没有参与其间，“她把她一生的经历都告诉了我，从出生一直到遇到托马斯上校，那就是我。妈妈、爸爸、初恋、入选、受训、失败的婚姻等等。她和鲍里斯在受训时编在一起，从此以后就没有分开过，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她告诉我她的真实姓名、工作化名、旅行时和发电报时的假名，接着拿出手提包，给我看她那套变戏法的道具：可以暗藏密码报告的钢笔、秘密照相机等，应有尽有。‘等潘西看到了不知会怎么说。’我顺着她这么说。那些都是大量生产的货色，不是什么精致的东西，不过材质还是上等的。最后，她全盘说出苏联在香港的常驻站的全部情况：跑腿的、安全联络站、信箱等。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记住。”

“你还是记住了。”吉勒姆没好气地说。

是的，塔尔同意。他差不多记住了。他知道她并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他，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刚成年就当了特务，要讲真话不容易，他想，作为开端，她已经不错了。

“我有点同情她，”他又用那种虚伪的坦白口气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频率相同，互相没有干扰。”

“可不是？”拉康难得插了一句话。他脸色苍白，但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还是由于从百叶窗的窗缝里射进来的晨曦所造成的，则无法知道。

7

“现在我的处境很尴尬。我第二天、第三天又跟她见面了，我心里想，就算她现在还没有精神分裂的话，那么也快了。她一会儿说什么潘西要在圆场给她一个高级职务，在托马斯上校领导下工作，还一个劲儿地跟我争，应该给她一个中尉还是少校当。一会儿她又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做间谍了，她要种种花，养养鱼，跟托马斯过太平日子。接着她忽然又想起修道院来，说：浸信会修女要给她洗涤灵魂。我几乎笑死了。我问她，谁听说过浸信会有修女？她却说，这没关系，浸信会是最伟大的教会，她的母亲出身农民，她知道。这是她告诉我的第二大秘密。我问她，那么，第一大秘密是什么？她不肯说。她只说，我们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这个危险之大，我连想也无法想像，我们两人都没有希望，除非她跟潘西兄私下密谈一下。‘我的天，到底是什么危险？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她很得意，要想表现一下，但是我一追问，她又闭口不言了。我怕得要死，生怕她回去跟鲍里斯坦白。而且我的时间也不够了。那天已是星期三了。贸易代表团定于星期五飞回莫斯科。她搞暗号这一套很在行，但是我怎么能够信任这样一个神经病呢？史迈利先生，你知道女人一坠入情网是什么样子。她们很难……”

吉勒姆打断了他的话。他命令道：“你别岔开，好不好？”塔尔不高兴地停了一会儿。

“我所了解的是，伊琳娜要叛逃——照她的说法是跟潘西密谈。她还有三天时间，她越快脱身，对谁都越好。如果我再等下去，她就可能改变主意。因此我就采取行动，直接去找西辛格，他大清早刚打开店门我就去找他。”

“星期三，十一号，”史迈利喃喃道，“伦敦时间是凌晨。”

“我想西辛格一定把我当做了鬼。我对他说：‘我要直接跟伦敦通话，跟伦敦站长本人。’他拼命和我辩论，反对我这样做，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坐在他的桌前，在用了一次就得扔掉的便签簿上拟了电报的密码，西辛格像只病狗一样看着我。我们得让电报伪装得像一封外贸密电，因为西辛格是以做贸易为掩护的。这多花了我一个小时。我有些紧张，的确有点紧张。然后我把剩下的便签簿烧了，由电报机上发出密电。这个时候，全世界没有旁人，只有我知道那张纸上的密码是什么意思，甚至西辛格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要求按照紧急事态处理，给予伊琳娜叛逃者的待遇。我坚持要给她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条件：现款、国籍、新的身份、不大事宣扬、一个安定生活的地方。毕竟，我可以说是她的业务代表，是不是，史迈利先生？”

史迈利抬眼一看，似乎因为这话是对他说的而感到吃惊。“是的，”他很客气地说，“是的，可以说你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他也有份。”吉勒姆咬着牙轻轻地说。

听到这话，或者猜到了这话的意思，塔尔生了气。

“这完全是造谣！”他叫道，脸涨得通红，“这是……”他瞪了吉勒姆一会儿，又继续说他的故事。

“我介绍她到当时为止的经历和她能接触到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