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探检主转轴时，衣袖不慎被法三盘上的定位螺钉挂住，导致胳膊和肩膀被卷压在主转轴下，其头部触上直径约一英尺的圆盘锯。这位不幸者的头颅被瞬间削下，从左耳下方切入，锯断了整个脖子，造成其当场遇难。在此过程中他并未说话呼喊，喷溅而出的血雨向工友们警示了这场惨剧。

事故发生后一周，这则报道再次出现在报纸上，专供错过消息和想寄一份给别镇亲友（尤其是曾在卡斯泰尔斯住过）的人。修订了“法兰”的拼写错误[5]，边上还有一条更正说明。文章还描述了葬礼的规模之大，邻近镇子，甚至远到沃利都有人来参加。人们坐轿车和火车前来，还有骑马和坐轻便马车的。杰克·阿格纽生前跟这些人并不相识，但正如报上所写的，人们希望为那起悲惨惊骇的意外默哀。当天下午，卡斯泰尔斯休市两小时。旅馆并未停业，是为了给所有的来访者提供餐饮。

遗属包括妻子格雷丝与四岁的女儿莉莲。死者在大战中表现英勇，受过一次伤，但并不严重。许多人都为这次的悲剧扼腕。

出于疏忽，报纸没有提到那仍健在的父亲。报纸编辑并非卡斯泰尔斯本地人，等到有人提醒他时已经太迟了。

父亲对此未加抱怨。葬礼当日天气格外晴好，他出了镇子，跟平日里不用去杜德家工厂的那几天一样。他头戴毡帽，身穿一件长外套，打瞌睡的时候可以拿它来当毯子。他的套鞋穿得很妥帖，用密封罐子用的橡皮筋固定着。他想出去钓几条胭脂鱼。渔猎季尚未开放，但他总是能稍微提前一点。他常在春季和初夏钓鱼，钓来的鱼就自己煮了吃。他在河岸藏了一口平底煎锅和一把茶壶。茶壶是用来煮玉米的，再过一阵子从地里偷偷掰来的玉米。那时节他也摘野苹果和野葡萄吃。他心智健全，但厌恶与人交谈。儿子去世后的这几周，他躲不过去，但总有办法长话短说。

“干活的时候自己要当心啊。”

走在乡间的那天，他遇到一个同样没去参加葬礼的人。一个女人。她无意提起话头，事实上她看起来和他一样喜欢独处，难以接近。她迈着生风的大步，两人擦肩而过。

那家以制造风琴起家的钢琴厂在小镇西头延伸着，仿佛中世纪的城墙。工厂有两排长长的建筑，就像里外两道防御土墙。一座封闭的桥梁连接两栋建筑，主要的几间办公室都在那里。深入小镇和工人所住的那条街，能看见窑房、锯木厂、贮木厂和堆货棚。工厂的汽笛号叫众人起床，每天早晨六点拉响。七点那次是上工，十二点吃午饭，一点下午上工，五点半那次是让工人们放下工具回家。

出工规章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得离打卡机不远。头两条规定是：

迟到一分钟扣十五分钟工钱。要守时。

安全意识勿麻痹。为己为人，小心作业。

厂里出过几次事故，曾有工人被滚落的木材碾压身亡，那是在阿瑟当家管事之前。还有一次是在大战期间，一个工人丢了条胳膊，也有说是胳膊的一截。出事那天阿瑟去多伦多跑外勤了。他从没亲眼见过什么事故—总之严重的都没见过。但那感觉一直留在脑海里，他总觉得可能有事要发生。

或许他不像妻子去世前那么确定麻烦不会来找他了。她死于1919年，死于最后一波西班牙流感疫情，那时人们都已从起初的恐惧中恢复过来，她甚至从未恐惧过。近五年过去了，但阿瑟仍将其视为一生中逍遥时光的终结。不过对于别人，他总是显得十分负责和严肃—没人察觉到他身上的变化。

在他的梦中，事发现场存在某种会扩散的寂静，一切都停滞下来。现场所有的机器不复发出平日的噪声，每个人都闭口不言，当阿瑟朝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时，他明白那一劫终于来了。他永远说不上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让他这样想。就是那个空间，厂区里的灰尘，告诉他来了。

那几本书在他轿车的地板上放了不止一个星期。直到女儿贝亚说“这几本书是怎么回事？”，他才想起来。

贝亚念起了书名和作者名。《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与西北水道的探险之旅》，作者G.B. 史密斯。《世界怎么了？》，作者G.K. 切斯特顿。《接收魁北克》，作者阿奇博尔德·亨德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实践和理论》，作者伯特兰·罗素伯爵。

“伯尔—阿维克—主义。”贝亚念道，阿瑟告诉她如何正确发音。她问那是什么，他答道：“从俄国传过来的，我自己也弄不太懂。听说不怎么光彩。”

贝亚那年十三岁。她听说过俄国芭蕾舞和苦行僧。此后几年，她都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邪恶而下流的舞蹈，至少长大之前她是被这么告知的。

她没提起这些书和那个出事故的工人有关。一提，故事就没那么有趣了。也有可能是她已经忘记了。

图书管理员有些不安。有几本书里还留着卡片，也就是说未被登记过，是从书架上直接拿走的。

“罗素伯爵的这本不见好一阵子了。”

阿瑟不习惯被这样训话，但他还是温和地答道：“我是替别人来还的。出事的那个伙计。因厂里的事故丧命的那个。”

图书管理员面前摊着富兰克林的那本书。她凝视着船只被浮冰困住的图片。

“他妻子让我来还的。”阿瑟说道。

她把书逐一拿起摇了摇，像是期待着有东西掉落。她的手指翻动着书页。下颌不雅地抽动着，仿佛正咬着脸颊内侧。

“我猜他觉着喜欢这些书就带回家了。”阿瑟说。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