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的丈夫在叫她，她连忙去了阳光房。六十九岁这年，也就是两年前，他中了风，不再做律师了，但还是会帮那些不习惯其他律师的客户写法律函件并处理一些事务。莫琳帮他打出所有的信件，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他称之为“烦恼的琐事”。

“你在干什么呀？”他说。他的发音有时含混不清，她需要守在他身边，向不熟悉他的人翻译。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便为所欲为，他的语调是急躁的、抱怨的。

“和弗朗西丝说话呢。”莫琳说。

“说什么？”

“说这说那。”

“哦。”

他沮丧地拉长了这个词，像是在说他清楚地知道她们在谈什么，而且他并不关心。闲言碎语，流言飞语，对灾难冷血的兴奋。不管是现在还是他说话自如的从前，他都很少参与这种谈话—他言简意赅，只是在语气和意味上稍带责备。他仿佛在求助于某种信仰，某些所有体面的人都知道的规则，不仅是体面的人，就算是那些生活匮乏的人也都知道的规则。他不得不这样做时，那副模样像是为所有当事人感到痛苦和尴尬，同时又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责备威力无穷。

你总是称一名医生为某某医生，但是卡斯泰尔斯的居民逐渐改口，不再叫律师为某某律师。他们称呼年轻律师时不再加上头衔，但他们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