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背阴处的泥地。

希迪卡普先生！希迪卡普先生！快来看看我给你拿了什么！

死一般的沉寂。她头痛欲裂。她自己吃了薄脆饼干，她不应该吃的—吃了几口，她就想吐。

她又吃了两片药，回到楼上。窗子是打开的，窗帘放下了。她想，加拿大家用百货公司促销时，他们要买一台电扇。可是没有它，她也睡着了，醒来时天都快黑了。她能听见割草机的声音—他，她的丈夫，正要把房子一侧的草割完。她下楼去厨房，发现他切了些冷土豆，煮了一只鸡蛋，拔了些葱，拌了份沙拉。他不像某些男人—对厨房束手无策，等着女人从病床上爬起来为他做饭。她尝了尝沙拉，却吃不下去。她又吃了一片药，回到楼上一直睡到天亮。

我们最好送你去医院，他那时说。他给工作站打电话。我要送我妻子去医院。

玛丽安说，要不她把针煮一下，他用针挑破脓包？但他不忍伤害她，无法下手，而且也怕出什么错。他们上了卡车，去找桑兹医生。桑兹医生不在，他们只好等。候诊的病人告诉了他们那个消息。大家都诧异他们竟不知道。不过他们没有打开收音机。她总是开着收音机，却受不了那噪声、那种感受。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路上那群男人，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

桑兹医生处理了脓肿，但他没有挑破。他的治疗方法是，在你以为他只是观察脓包时，突然一击，敲在头上。好啦！他说，这比针简单多了，也没有那么痛，你根本来不及痛得大汗淋漓。他清理了伤口，敷上药膏，说她很快就会好的。

她好多了，就是昏昏欲睡。她的头像蒙在雾里，她又回到床上睡了，清晨四点左右，她丈夫给她端来一杯茶。这时她想起了那些女孩，周六清晨和约翰斯通小姐一起到来、想要喝水的女孩。她有许多可口可乐，她装在印花杯里递给她们，还加了冰块。约翰斯通小姐只喝水。他让她们玩水管，她们跳来跑去，互相喷射，玩得很开心。她们要躲过水流，约翰斯通小姐不看着她们的时候，她们就有点野。他需要奋力夺下她们手中的水管，再朝她们身上喷点水，好让她们乖一点。

她努力回想那个女孩是谁。她认识牧师的女儿、桑兹医生的女儿，还有特罗韦尔姐妹—她们绵羊般的小媚眼一看就知道是特罗韦尔家的。然而是其他人中的哪一个呢？她记起有一个非常调皮，他拿走水管时，她跳着去抢，有一个翻筋斗的，还有一个一头金发、骨瘦如柴的漂亮小东西。不过她想到的可能是罗宾·桑兹—罗宾有一头金发。那天晚上，她问他记不记得是哪一个，但他的记性比她更糟—他不认识当地人，完全分不清谁是谁。

她也告诉他关于希迪卡普先生的事。她全都想起来了。他那不安的样子，压水泵，他指路的方式。她很困惑他是什么意思。他们谈论这件事，非常好奇，他们好奇得坐卧不安，难以入睡。最后她对他说，好吧，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我们去找斯蒂芬斯律师谈谈。

所以，他们起床后立刻就来了。

“警察，”斯蒂芬斯律师说，“警察。应该去找警察。”

做丈夫的说话了。他说：“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他的双手放在桌上，手指张开，压住桌面，拉扯着桌布。

“不是指控。”斯蒂芬斯律师说，“只是报警。”

他在中风前说话风格就是如此的简短。很久以前莫琳就注意到，他寥寥几句话，毫不留情—简直可以说是粗暴的指责—却能让人们振作，解除他们的心理负担。

她在思考女人们不再拜访希迪卡普先生的另一个原因。她们不喜欢那些衣服。女人的衣服，内衣—磨旧的衬裙和胸罩，破损的内裤，疙疙瘩瘩的长统袜，挂在椅背上或者暖气上方的绳子上，或者就堆在桌上。这些衣服肯定都是他妻子的，起初人们以为他可能正要清洗、烘干、叠好它们，而不是要扔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它们还在那里，女人们开始怀疑：他让这些东西散落在四周，是不是别有意味？他是不是穿在了自己身上？他是一个变态吗？

所有这些都将浮出水面，他们将记录在案，用来指控他。

变态。他们也许是对的。他也许会将他们带到性侵希瑟、勒死或打死她的地方，他们也许会在他的房子里找到她的某件衣物。人们会害怕地低声说，不，他们没有感到意外。我不感到意外，你呢？

关于道格拉斯角的工作，斯蒂芬斯律师提了一个问题，玛丽安说：“他做的是维护工作。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经过X光检查，他刷皮鞋的抹布也要检查，要埋在地下。”

送走这对夫妇，莫琳关上门，透过卵石玻璃门，她看见他们的身影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她心里仍不踏实。她爬了三级台阶，站在楼梯口的小圆窗前，注视着他们。

看不见一辆车，没有卡车，什么也没有。他们肯定是把车停在了大道上，或是镇公所后面的停车场里。可能他们不想让人看见他们去了斯蒂芬斯律师家。

警察局就在镇公所里。他们确实朝那个方向拐弯了，但接下来他们却斜着过了马路，莫琳仍能看见他们，他们坐在矮石墙上，那石墙环绕着旧公墓和被称之为先锋公园的花床。

他们在餐厅里坐了至少一个小时，为什么还需要坐下？他们不说话，也不看对方，却默契无间，像是两个一起干体力活的人停下来休憩。

陷在回忆里的斯蒂芬斯律师会说起从前人们如何在那座墙上休息。步行来镇里卖鸡或黄油的农村女人。去高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