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后来她想，这如此平常。樱桃。包裹。

她此刻看见的不属于她的任何一种生活。她看见那些长着粗壮手指的大手压到她的桌布上，那只抚摸羽毛的手，被压住，顺从，被另一个人的强大意志压住—她在煤气灶上的双层蒸锅里搅拌蛋奶糕，那只手被压在炉圈上，只有一两秒钟，红线圈足以把肉烤伤、烧伤却不至于残疾。这是在约好的缄默中发生的—短暂的、野蛮的而又必要的行为。看起来是这样。被惩戒的手黑得像手套，也像一只手的阴影，手指张开。穿着同样的衣服。奶油色的袖子，深蓝色。

莫琳听见丈夫在前厅走动，她关上火，放下勺子，去找他。他把自己收拾好了。他要出门。她不用问就知道他要去哪里。去警察局，去询问报案的内容，以及将如何处理。

“也许我该开车送你去，”她说，“外面很热。”

他摇摇头。他嘀咕着什么。

“或者我陪你走过去。”

不。他在执行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被妻子送去或是陪伴都会有损他的声名。

她帮他打开前门，他用一种拘谨的悔过的口吻说：“谢谢你。”他走过时，弯下腰，向她脸颊边的空气噘了噘嘴。

他们已经走了，矮墙上没有一个坐着的人。

希瑟找不到了。没有尸体，没有痕迹。她像灰尘一样被吹走了。她那张贴在公告栏上的照片将褪色。双唇紧闭的微笑，嘴角轻咬，好像在克制一阵无礼的大笑，这微笑将会与她的失踪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对学校摄影师的嘲讽。因为这里面总有关于她自由意志的微弱暗示。

希迪卡普先生也帮不上忙。他时而迷惘，时而暴怒。他们搜查他的房子时，什么也不会找到，当然不算他妻子的那些旧内衣，他们挖掘他的花园，也只会找到埋在土里的狗的陈年老骨。许多人将坚信他做了什么，或是看见了什么。他和这件事有关。他被送到省精神病院，又名精神健康中心，当地的报纸会发表读者来信谈论预防性拘留，亡羊补牢。

玛丽·约翰斯通也会给报纸写信，解释她为什么那么做，那个周日，作为一个头脑清楚、信仰坚定的人，她为什么那么做。最终，编辑会告诉她希瑟·贝尔的事是旧闻了，不是小镇唯一想知道的事，假如野营活动要终止，那也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这个故事总不能讲了又讲。

莫琳还是个年轻女人，虽然她并不觉得，她还有未来在等她。先是死亡—很快的事—再婚，新的地方和房子。在千里之外的厨房，她将注视着木勺背面的软皮，她的记忆将会刺痛，但在这个时刻，这一切不会透露给她，此刻她仿佛在窥视一个公开的秘密，等你想要讲述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如此不同寻常。

（陈笑黎 译）

蓝花楹旅馆

火奴鲁鲁，飞机沿着跑道逐渐减速，垂头丧气地颠簸了几下，拐向草坪，终于砰的一声停了下来，看起来距离海岸只有几码远。机舱里，每个人都在笑。先是静了一下，接着就笑了起来。盖尔自己也在笑。然后，周围嗡嗡地响起了一片互相介绍的声音。盖尔的旁边是拉里和菲莉丝，他们来自斯波坎。

拉里和菲莉丝是去斐济参加高尔夫左撇子球手大赛的，这架飞机上有很多对夫妻都是为此而来。拉里是左撇子高尔夫球手，菲莉丝是他妻子，一起来观看比赛、为他加油、顺便找点乐子。

他们坐在飞机上—盖尔，还有那些左撇子高尔夫球手—午餐是装在简易的野餐盒子里端上来的，没有酒，热得要命。驾驶舱里传出了滑稽而令人困惑的广播：“各位乘客，对于飞机发生的故障，我们深感抱歉，飞机没有严重问题，但可能仍需在此地等候一段时间。”菲莉丝头疼得厉害，拉里正用手指按压她的手腕和手掌，看看对治疗头疼有没有用。

“没什么用，”菲莉丝说，“我现在本来应该和苏西待在新奥尔良呢。”

拉里说：“小可怜儿。”

菲莉丝把手拿开的时候，盖尔看到她的钻石戒指光芒闪烁。做人家的太太才有资格戴钻戒和头疼，盖尔心想。她们依旧如此。也只有那些真正成功的才能这样。这些太太都有个发福的丈夫，左撇子打高尔夫，一辈子都对妻子唯唯诺诺。

最后，那些去悉尼不去斐济的乘客下来转机。他们被乘务人员扔在航站楼，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走、领取行李、出海关，试图找到自己机票所属的航空公司。忽然，岛上某家酒店的欢迎团拥了上来，他们不停地唱着夏威夷歌曲，毛手毛脚地把花环套到那些乘客的脖子上。转机的乘客们好不容易把自己弄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吃吃喝喝睡睡，排队上洗手间，过道里都是垃圾，空姐们都躲在乘务舱里闲聊天，不是说孩子就是说男朋友。然后，明亮的清晨终于乱哄哄地到来了，向下可以远远地看到澳洲黄沙蜿蜒的海岸线。时差错乱，就连那些衣着最考究、打扮最漂亮的乘客现在都面容憔悴、神色倦怠、迟钝麻木，就跟挤了好久客轮统舱似的。就在下飞机之前，他们又受到一次袭击：一群体毛茂盛的男人穿着短裤，拥进机舱到处喷洒杀虫剂。

“啊，说不定进天堂时也是这样呢，”盖尔想象自己对着威尔说道，“不管你愿不愿意，人们都使劲儿朝你撒花，人人都得头疼和便秘，还得浑身喷杀虫剂除菌。”

这是她的老习惯，总愿意想出点儿聪明又轻松的话，讲给威尔听。

威尔离开以后，盖尔觉得自己店里到处都是女人，而且不一定会买衣服。但她并不在乎。就像很久很久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