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着书包，很没面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越听越伤心，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立马通知我的父母，将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父母无语，只好把我领回家去。失学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我经常暗自流泪，痛下决心“要当总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撤了那个教导主任的职务，让天下读不起书的人，都能走进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辛酸，一个连课堂都进不去的人，如何能当总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乱收费。有一位被我撤了职的中学校长，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极有可能毁了一位未来的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