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餐饭下来，灌了一肚子的“王老吉”或果汁，一粒饭都没有装进去。不比在家里，在外面没吃饱还可以回家炒个蛋炒饭呷，孤身一人在江南，陪客没呷饱只能回宿舍泡个方便面。好多人开我的玩笑：“如果中国的官员都像你一样不喝酒，消费拉不动，经济会一塌糊涂。”每每于此，我都会非常自豪地回答：“我不会喝酒真的是老百姓之福，每次陪餐我至少可以为纳税人节省十担谷钱！”

“挑土”时陪上级领导钓鱼我还是很乐意的，领导钓领导的，我不需要守在旁边，自顾自地吹吹湖风，好不惬意。怕就怕领导钓不到鱼，那可真是麻烦。有一次，云梦来的领导们钓了一上午，“颗‘鱼’无收”，碰巧鱼塘老板的网坏了，打鱼没得工具，怎么办呢，总不能让领导们空手回去唦？不得已，我只好安排鱼塘老板跟我司机一起跑到十几公里开外的水产市场批发了几百斤鱼，总算交了差。

最难交的差就是“挑土”为客人提供“全方位一条龙服务”。有些上面来的领导素质很差，吃了喝了拿了还要叫“三陪”。大凡这些敢于让基层为他们叫“三陪”的领导，一般手里都握有大把大把的项目资金，谁也得罪不起。有一次某上级领导唱完KTV已是凌晨一点，他突然醉醺醺地向江南的陪同人员提出要找“三陪”。对口接待单位的领导把皮球踢给我，请示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只能以一句外交辞令打发他们：“你们看着办！”其实他们也就等这句话，然后便派了几个人深更半夜满大街去“寻档次高的”。第二天早上陪那领导吃早餐，见他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想必是昨晚“陪”得很好。

我从骨子里憎恨这样的人，但为了江南的事业又不得不违心而“热情”地去应酬他们。

第四项：应急。

当市里面发生突发事件以后，所有的领导都要冲上一线。那个时候，不管你分不分管，书记、市长一声令下，都要去应急。2009年年底的时候梅林发生鞭炮厂爆炸事件，所有的政府领导都上了“前线”。因为我约了雾岭旅游公司的人谈判，所以没去梅林。爆炸的第二天，安检局长打电话给我，说国家安监总局的副局长来了江南，实在没得市级领导作陪了，希望我能出面陪一陪。我一想，国家局的领导是来了解情况的，我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如果领导问起来我一问三不知，或者一个问题回答得不好被他们抓住了破绽，自己掉帽子不说，还会坏了江南的大事。我不能冒这个险，思虑再三，我以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拒绝了安监局长的请求。

这是我在江南挂职五年来唯一一次拒绝的“挑土”。

名士“进谏”，让我大吃一惊

自从遭受一连串的阴谋攻击之后，我对留在江南已不抱任何希望。我甚至跟老柳摊牌说，你让云梦组织部给我解决个副调研员让我回旅游局算了，只要莫让我挂了几年职回去还是个正科级，那样太没面子了……和他摊牌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很洒脱，实际上我很痛苦。我来江南不是为待遇而来的，是想好好干一番事业再回去的。但一切都非我所愿，现实与理想的距离相差太远太远。

其实，和我一样痛苦的还有老柳和老萧。和老柳资历一样老的书记没有进厅干行列的恐怕就只剩他了。老柳提不了，怀揣双博士文凭，拥有副县长、团市委书记、科技局长等多个任职经历的年轻县长老萧也就顶不了书记，眼看着过去他的手下都走上了区委书记的岗位，他还在市长岗位上“上下求索”，岂能不郁闷？

这是心理上的郁闷，工作上的压力更让人郁闷。自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空降云梦以来，最难受的就是县、市、区、场的党政一把手。过去，县里的头头脑脑们没什么压力，修条把马路、建个把广场“闪光闪光”拍拍屁股升官跑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使得县域经济成了影响云梦经济发展的一条短腿，让云梦在全省的排名节节后退。老张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他采用步步紧逼的方式，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招商引资现场讲评会，不听汇报，只看项目。这可难坏了县、市、区、场的头头脑脑们，一年看一次还勉勉强强能够应付，一个季度看一次，从哪里去搞那么多的新鲜项目？造假都没法造。江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头两年老张每次来都是看图纸，老把江南骂得抬不起头，后来好不容易引进了几个陶瓷企业，却又烟尘滚滚，很不环保，幸亏后面引进了一家全国500强海螺水泥，好歹让老柳、老萧的腰杆子挺直了一点。可是总不能老看一个项目呀，眼看着讲评会又要开了，老柳焦头烂额，不知道看什么好。我给他提建议道：“让他们去看一看云林山的世界碑林和屈原书院吧，旅游项目也是项目呢。”他觉得此建议甚好，赶紧打电话给市委办主任让他去踩线。

说起这个项目，我对项目的主人澹泊先生充满了愧疚。澹泊先生变卖了所有的家财，不图回报地将投资几千万的文化项目落户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江南政府不仅没有给予一分钱的金钱或物质奖励，甚至连表彰的名单都没有列入。我曾经多次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是不是以“以奖代投”的形式给老人家表示表示，鼓励他把第二期工程做完。人大副主任也多次呼吁，可就是无人理睬。在一次市长碰头会上我再次抛出这个议题，得不到一个人附议。我非常生气，情绪有些失控地撂下一句话：“引进一个娱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