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民风淳朴，山清水秀，各项工作都排在全市前列，几乎挑不出什么缺点，但也没什么特别明显的优点，属于那种“样样都好没特色”、特别传统的先进。镇里的书记是个男的，四十多岁；镇长是个女的，刚调来。我带着农业局长到古桥村去了解产业情况，镇里的办点干部和村里的支书，把我带到已废弃多年不用的村小学当头号大事向我汇报，希望我能为他们解决五万块钱把村部好好地装修一下，第二件事是把村小学前的一条溪沟护个坡……汇报来汇报去，就是不汇报如何做大做强产业方面的打算。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把书记、镇长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古桥村的确很贫困，但如果像你们这么扶下去会越扶越贫。古语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像石桥村这样的穷地方，把个村部装修得那么好干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把钱花到面子上还不如花到产业上。老余，是这样的，今年你们农业局安排给镇里和村里的扶贫资金全部要用在产业上，尽可能多给种子化肥，多做技术指导，不要直接拨款。年底我只看产业，产业没有搞起来，我就让农办给你们排‘新农村建设’最后一名！”老余是随我走点的农业局长。

我的话说得直落得重，在场的乡镇、村领导不爱听。我也知道，他们也听不进去。就好像我给老柳建议在赵李村如何建设新农村示范点一样，我坚决反对大包大揽，那样会越扶越懒，如何能成示范？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又要建设一个有点看相的样板，江南只好采取政府主导、单位“志愿”的办法，把任务细化，按职能分给建设局、交通局、民政局、林业局等几个职能、经济强势局，各负其责。建设局负责粉刷农民舍外墙、安装路灯、建垃圾池；交通局修路；林业局栽花种草；民政局装修光荣院……一年下来，农民的房子统一刷了墙漆，令人赏心悦目；村里家园清洁，路灯明亮，鸟语花香，一派新农村气象。可实际情况呢？红漆马桶外面光。自赵李村被确立为云梦的典型以后，为接待络绎不绝前来视察、参观学习的各级领导和兄弟县市的取经嘉宾，已负债累累。到目前为止，也没看见他们搞成一个什么真正像样的产业出来。

果真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对于我的批评，镇村两级领导都“没有放在心上”。当年年底，我再次来到古桥，镇、村领导第一站就带我参观装修一新的村部办公大楼。上下两层，间间办公室都贴了600×600的瓷砖，屋顶墙壁粉饰一新。我很不高兴，问村支书：“有没有增加新欠？”支书答：“刨去余局长支持的，新欠了一点点。”我回头对老余说：“我们走，不看了。我来是看产业的，不是来看楼的。怪不得你们古桥穷，穷得有道理！”

那天中午，我连饭都没有在镇里吃，直接回了江南。

年底，石桥村在全市新农村建设以及建整扶贫工作中被排在二类倒数第一名。

现在是“市场经济”，不是“市长经济”

自我在网上炮轰“高房价”以后，许多人对我产生了质疑，认为我并不分管房地产，突然站出来炮轰与自己业务范畴无关的话题难逃炒作之嫌。我给媒体的解释是，思想有多远，出路就有多远。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开来。如果人为地把它切割成许多小的单元孤立起来，就会机理失调。谁说分管旅游的就不能关心“地产”？旅游和地产结合，可以立马让一个偏僻的乡村华丽转身为一座繁华的旅游城市！

许多人指责我不务正业，这都是传统的官场习惯思维在作怪。如今的官员们脑子里始终被一种思维定势锁定着，管什么就想什么，甚至管什么守什么都懒得去深想，缺乏一种心忧天下的责任和胸怀。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不倒，就在于封建社会选拔启用的官员们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既懂宏观经济，又谙微观经济，文武双全。他们懂政治、懂经济、懂司法、懂军事、懂哲学……既是县长，又是财政部长，还兼公安局长、检察长、大法官、发改委主任、教育部长等，哪怕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是“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滕子京无疑是这些官员中最出色的代表。可时至今日，居然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经济依然一窍不通，还在靠“摸着石头过河”，摸来摸去的恶果是，让市场经济滑入了“市长经济”的泥潭。

什么叫“市长经济”？“市长经济”也叫“拍脑袋经济”，简而言之，市场经济不由“市场”说了算，而由“市长”说了算，“市长脑袋一拍铁板一块”，简称“市长拍板”。市长是拍板的，不是挨板的，万一拍板拍出了问题，板子通常会落到别人的身上。在江南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这样可悲的事情。

比如，20世纪末21世纪初，江南响应上级号召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蓝田集团合作，强迫农民不种粮食种黄李，结果蓝田神话破灭，黄李价贱伤农，政府不得不买单。直到“博士市长”来了，还在为“黄李市长”擦屁股。

又如，早些年为搞活城市新区，市长们不考虑江南人的消费习惯，头脑发热，决定在京珠连接线旁边建一座现代化的汽车新站，结果，新站建成了，客车业主们硬是不肯从老站迁过来，气派的站房空空荡荡，几千万的投资打了水漂……

再如，省里为打通省际通道，决定投资改造江南至通城的S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