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强壮。

“说真的，我觉得精神病医生会在我身上找到很多乐趣的，”弗兰克喜欢这样戏谑，“我跟我父亲之间的那些事情已经足以写一本教科书，更不用说我母亲了。天哪，一群妄想症病人。”然而，即使像现在这样陷入了烦扰和孤立，他至少能从父母身上找到仅剩的一点美好品质。他庆幸，无论以后的日子多么不好过，至少他曾有过这么一段平静的时刻，能容纳他愉悦的梦想。他带着道德的优越感去猜想，这正是为什么他比爱波更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精神病医生对他感兴趣，那么天知道他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在爱波身上。

从爱波告诉他的那些阴暗的故事中看来，她的父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人，就像伊夫林·沃(1)小说里的那一类人物。这个世界上真的会存在那样的人吗？他好像只在二十年代的一些杂志中看过这样的角色：不可思议的富有、粗心、残酷，他们可以有一场浪漫的婚恋，在大西洋上让船长主持婚礼，然后又在孩子不满一周岁的时候草草离婚。

“我想我妈妈在医院生下我以后，就直接送到了玛丽姨妈家，”爱波说，“除了玛丽姨妈，我不记得五岁之前还跟谁生活过，后来我又分别寄居在另外几个姨妈或者是我妈妈的朋友家里，直到最后我来到拉伊区的克莱尔姨妈家。”爱波的父亲1938年在波士顿的一家旅店里开枪自杀了，过了几年她母亲也在西海岸一家戒除酗酒恶习的疗养院里去世。

“我的上帝啊。”弗兰克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说。那是一个烦躁的夏夜，在贝休恩公寓里。他摇着头，不过心里并不确定，他到底是为了她的不幸而伤感，还是嫉妒她的经历比自己的更有戏剧性。他说，“我猜，你的姨妈对你就像你的亲生母亲一样，对吗？”

爱波耸耸肩，撇了撇嘴。后来弗兰克才确定，他不喜欢爱波这个表情，这种“硬朗”的姿态。“你指的是哪一个姨妈？我不太记得玛丽姨妈了，之后那几个也忘得差不多，至于后来的克莱尔，我一直很恨她。”

“噢，别这么说。你怎么能说‘一直很恨她’呢？我的意思是说，或许现在你会这么看，当你回想的时候，但是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她应该还是给过你那些感觉吧，你知道的，像爱啊，安全感啊，还有别的什么。”

“没有。那时候我唯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的父亲或是母亲偶尔回来探望我一次。他们才是我真正爱的人。”

“但是他们很少去看你啊。在当时那种关系下，你应该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把他们视为你父母的感觉，因为你甚至不了解他们。那你怎么爱他们呢？”

“我就是爱他们，就是那样。”她开始把那些散在床上展示给弗兰克看的纪念品，一件件地收回首饰盒。那里有她在不同年龄时期拍的照片，在草地上，要么跟父亲一起，要么跟母亲一起。一张她母亲的小小的肖像；一个镶着皮革相框的发黄照片，她父母的合影。两人身材高挑，衣着优雅，站在一棵棕榈树下，旁边写着“1925年，戛纳”；她母亲的结婚戒指；一枚古董胸针藏着一束外婆的头发；还有一只小小的白色塑料马，只有一般手表上小装饰品大小，估计价值只有两到三美分，爱波还是收藏了很多年，因为：“是我父亲送给我的”。

“嗯，好吧，我同意，”弗兰克让步，“或许他们确实很浪漫吧，他们可能非常有魅力非常引人注目。但我说的不是那些，我现在说的是爱。”

“我说的也是爱。我确实爱他们。”爱波一边扣上首饰盒的锁，一边说，然后陷入深深的沉默中，以至弗兰克认为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他决定中止这个话题，至少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这个夜晚太热，不适合争论。但爱波不那么想。她依然在思索，并且小心地组织词语，以便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她终于开始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就像照片里的小女孩。这让弗兰克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爱他们的衣着，我爱他们说话的方式，我爱听他们跟我说关于他们的生活。”

除了把她搂在怀里，弗兰克没别的事可做了。他怜惜她得到的太少，心里默默作出一个庄重的承诺：不再蔑视这一切。

虽然这个承诺没多久就被打破了。

餐桌上有牛奶和麦片渣滓，显然是孩子们吃早餐留下的。厨房的其他地方都经过精心的整理、清扫和擦拭，所有用品光亮如新。他盘算一喝完咖啡，就穿好衣服出去把割草机从爱波手里拿过来，万一要用抢也在所不惜，尽可能让这个早晨回归到平常的样子。但是，当他还穿着睡袍胡子邋遢地跟电炉较劲时，吉文斯太太的车子爬上了他们家的车道。弗兰克的第一反应是躲开，但已经来不及了，她透过玻璃门看到了他。而这时候爱波已经从后院那边，间隔着大草坪跟她挥挥手，然后逃避似的继续着她手里割草的活。他逃不掉了。他必须打开门，然后友好地表示欢迎——为什么这个女人总是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我就待一会儿。”她大声说，手里抱着一个硬纸盒子，里面装满了泥土和轻轻摇摆的植物幼苗。“我过来是给你们送这个的，一盒蝎子草。你们可以种在车道周围那些岩石多的地方。咦，你看来不太舒服。”

弗兰克一边用双手接过盒子，一边用一只脚抵住门方便她进来，身体扭成了一个很难看的姿势。当他对她微笑时，发现那张涂着厚厚粉底的脸靠得很近。她的妆像是很不耐烦地胡乱涂抹上去的。她五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