臀部下面。她仰起的脸露出健康积极的笑——她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但她可爱而敏捷，在身边会有很多乐趣。

米莉旁边坐着的是弗兰克。他仰靠在沙发上，双腿抬得差不多跟头部一样高。他的眼睛已经全神戒备要开始一番开场白，他的嘴唇就像含着糖果似的弯成一个弧度，准备要说一些机智的话。

谢普，体形健硕而稳重可靠，在这个小圈子里起着稳定的作用。他肥胖的双腿分得很开，正在松开领带以便一会儿能爆发出笑声。

最后一个坐下来的是爱波。她随意而优雅地坐在躺椅上，头向后仰靠在帆布椅面，一边向天花板呼出悲伤的烟圈。他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开始了。

大家发现——有点意外但也松了口气，关于剧社和演出的话题可以很快就被抛开了。几句简短的对话，相互摇着头微笑了几下，就把这个话题打发掉。米莉坚持第二次表演比之前的那次要好很多，“我是说，至少所有的观众看来都更加欣赏第二次表演，你说呢，亲爱的？”谢普说很开心因为这狗屁事情终于结束了。而爱波——大家都把焦虑的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她则微微一笑表示自己淡然处之。

“有一个好笑的说法：至少这表演让大家很开心。这不是很别扭吗，昨天有好多人都在这么说，我听到这句话不下五十次。”爱波微笑着自嘲。

很快大家讨论的话题转到了孩子和疾病。（坎贝尔夫妇的大儿子有点瘦弱，因此米莉怀疑他是不是得了什么血液方面的疾病，直到谢普说无论他得了什么病一点也没削弱他摔东西的手劲儿。）接下来大家谈到了孩子们去的小学，并且一致认为小学的工作做得不错，然后话题扯到了超市里过高的物价上。在这之后，当米莉说着煎羊排时，大家才意识到了一种紧张感在房间里弥漫。他们调整着坐姿，每次冷场的时候大家就以充分的社交礼仪把注意力集中在饮料上。他们回避彼此的目光，装作没有发现他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谈。这种感觉在他们四个人当中还是头一次出现。

这种情形在两年以前，甚至一年以前，都不可能发生。就算没什么可聊，他们总还可以从国家的混乱局势中找到话题。“你们怎么看这个奥本海默和他的工作？”一个人会问，然后其他人就会以革命的热情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谈到麦卡锡参议员的所作所为，认为他已经毒害了整个美国，三杯酒下肚后，他们会想象自己身处于四面楚歌、日益式微的地下知识分子组织。还有人会朗读《观察者》或是《曼彻斯特卫报》的剪报，剩下的人则会若有所思地点头。弗兰克还经常讲到欧洲：“天啊，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到那里去。”而他每次这样说的时候，都会得到大家的应和：“嗯，我们都去！”（有一次大家格外投入，讨论已经具体到船费，房屋租金，还有孩子们的学费，直到最后喝饱了咖啡的谢普泼了一瓢冷水，说在国外找工作不容易。）

即便是政治方面没什么可谈了，他们还可以聊聊那些不着边际的，但永远引人关注的话题，比如“社会融合”，比如“郊区”，比如“麦迪逊大街”，还有“今日美国社会”。“我的天啊，”谢普会开始说，“你们都知道我们隔壁住的那个人吧？叫唐纳德森的那个。那家伙没事的时候总在摆弄他那部电动割草机，句句不离商业领域里的钩心斗角和什么劝诱推销。还有，我有没有告诉你们，他是怎么吹嘘他那个烤肉架的？”接下来谢普会讽刺一番，指出这是生活在郊区里的人性格中典型的缺点，最后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哦，不过我真的很难相信，”爱波强调，“他们真的会那么说话吗？”

弗兰克会接过她的话头：“关键是，如果这种表现不是这么典型的话，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不只是唐纳德森那家人这样，克雷默一家也是如此，还有别的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人都是如此，什么文盖斯一家，还有别的很多很多人。就是这群白痴每天跟我同坐一趟火车来来回回。这是一种传染病。他们根本不会思考，没有感受，也不去关心什么东西。每个人都不再感到兴奋，不再相信别的任何东西，除了他们那些什么狗屁平庸哲学。”

米莉会表现得非常认同弗兰克的观点：“哦，说得太对了。你说呢，亲爱的？”

然后所有人都会表示认同，这背后隐含着一个让他们暗暗高兴的信息：就他们自己，这四个人，在一个病入膏肓正在走向灭亡的文化里，依然痛苦地、真正地活着。正是出于这种抵抗，以及超人一等的寂寞感，他们几个开始对桂冠剧社萌生了兴趣。消息是米莉带回来的：她碰到几个革命山庄另外一边的居民，正在组织一个戏剧团体。他们计划从纽约雇一个导演来指导他们排演一些严肃剧目，希望可以引起社区的关注。米莉想他们可能达不到太高的目标，不过或许会有一点意思。刚听到这事的时候，爱波的态度很轻蔑：“天啊，我可是很了解这些所谓的艺术团体。他们中间会有一个蓝头发佩戴着木头珠子的女人，她曾经见过艺术大师马可思·莱茵哈特一次。此外还会有两三个同性恋的男人和七个脸色很差的女人。”但是不久之后地方报纸上出现了一则有品味的广告（“我们在找演员……”），然后弗兰克和爱波在一个本应该很无聊的派对上见到了这群人，并一致承认他们是诚恳的。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和导演见了面，同时相信了谢普跟他们说过的话：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