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并热切想抽一根烟。

让弗兰克感到不自在的是，过去的一星期他们对怀孕的事绝口不提。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弗兰克都准备随时跟她展开辩论，甚至有意少喝一点酒，以便保持头脑清醒。但是每个晚上他们要么聊点别的事情，要么就什么都不聊。昨天晚上她在电视机前架起了熨衣板，然后在那里忙乎了差不多整个晚上，每隔几秒就抬起头来，皱眉看着电视屏幕里晃动的任何东西。

“你还要说什么吗？”她的身姿好像在传达这个信息，来回应他从房间的另一角投过来的不安目光。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我们还没谈够吗？

等她终于关掉了电视机，并且叠好了熨衣板，他走过去拉起她的胳膊。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吗？”

“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今天，是最后一天——你知道的。如果你打算做‘那件事情’的话，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哦，是啊。我想你说得没错。”

他拍了拍她的肩膀，心里感到很沉重。“后悔吗？”

“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后悔，而且现在再后悔也晚了，不是吗？”说完她吃力地搬动熨衣板，让板上没叠好的一只支架垂在半空。弗兰克一直看着她走到厨房门口，才想起要过去帮她。于是他快步走到她身边。

“来，我来帮你拿这个。”

“哦。谢谢你。”

然后当晚在床上，他们默默无言地做着爱，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白领出色地完成任务一样，简洁、合理而成熟。睡着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听我说，我们肯定会好好的。”

“我希望如此，”她轻声回答，“我希望如此，非常希望。”

然后他睡着了。而现在他醒来了。

他起了床，在寂静无声的房子里走来走去。阳光赋予了厨房明亮的色彩——这又是一个美丽的清晨。而墙上的日历已经失去了魔力。出于斯托帕和儿子的慷慨，现在它还悬挂在那里，但从此以后弗兰克只有在发薪日或跟牙医约定做检查的时候才会去看看它。再也没有人会在意过了几天或几个星期，或许一个月悄悄消逝了很久，才会有人想起要撕掉那一页日历。

弗兰克·惠勒给自己倒上一杯冰橘子汁，它的颜色跟阳光一样。他在厨房的桌子边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喝着，好像担心一饮而尽会让他恶心。他赢了但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胜利者。他成功地把自己人生的航道摆正，但他感觉自己更像一个被世界的冷漠所压迫的受害者。这一点都不合理。

他在桌边坐了很久，才渐渐明白，是什么东西在他醒来时缠绕着他，是什么东西让他喝不下这杯橘子汁，是什么东西抑制他去欣赏窗外晶亮的绿草、青松和蓝天——

他将有另一个孩子，一个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要的孩子。

?

“弄清楚你手上有什么，逗号，”活生生的人对着口授录音机推销，“弄清楚你眼下需要什么，逗号。弄清楚有什么东西你并不需要，破折号。这就是库存控制的作用。”

“另起一段。”

突然间八月下旬就来到了，距离弗兰克跟波洛克的上一次面谈已经有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那个他不需要细细去测量和分配的时间，现在开始无情地把他甩在后头，“你是说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吗？”他还以为是星期二或星期三呢。直到这天中午，他从一个商店的橱窗看到摆设的秋天落叶以及“回到学校”的宣传语，才意识到夏天已经过去了。很快他就要穿上大衣，然后圣诞节也跟着降临。

“现在最主要的事，”他找了个机会跟爱波解释，“是先把那一系列的‘话说’宣传册子做好，否则我能厚着脸皮跟他谈工资吗，你说呢？”

“大概不能吧。你自己最清楚。”

“嗯，我不能。我想我们也不能幻想一夜之间一切都发生改变，是吧？这需要时间，我们急也急不来。”

“急？我逼你了吗？真的，弗兰克，我要怎么说才能让你明白：这一切都取决于你。”

“我知道，我知道。”弗兰克连忙解释，“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不管怎样，我得尽快把这个该死的系列弄好。这个星期我有几天会晚回来，我想加班完成这些工作。”

自那天开始，他几乎每天都晚回家。他更喜欢独自一个人在城里吃晚餐，在搭上夜班火车前在城区里游荡。比起每天疲惫地赶火车，匆忙地来回于城市和郊区，现在他感到更独立，更自由。而且他觉得这样的状态更符合一对正步入新婚姻阶段的夫妻，他认为这种新的关系应该是更成熟，不那么浪漫化的。

唯一的麻烦是，第二份“话说”文稿比上一份棘手得多。他已经从头到尾做了两次，每次都有很多逻辑错误，或者重点不够突出，除了从头改过别无选择。

办公室的时钟指向五点三十五，当弗兰克听着口授录音机播出他的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文稿时，他发现整个办公大厅一片寂静，说明即便是最勤勉的同事都已经下班回家了。很快那几位打扫卫生的清洁女工就会拿着抹布和篓子过来。弗兰克听完最后一段录音，感到一种欣慰的疲劳。这份东西不能算尽善尽美，但应该可以说得过去了。现在他可以放心离开公司，找个地方喝点东西，然后去吃晚饭。

他坐倒在椅子上准备把机器关掉时，女人高跟鞋“得得，得得”的响声从过道由远而近。他一听那声音就知道是莫莉·格鲁布，猜到她有意留下来跟他单独在一起，而且他马上拿定主意，今晚要带她出去。他知道千万不能明目张胆看着她走过廊道，于是弓身拿着口授录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