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诈来策划一起谋杀案，那么他就能用占卜师般的敏锐去揭开它。他以前还从没把如此破碎繁杂的线索拼在一起过。他不能放过一个在公开场合衬托下执行一项轰动计划的机会。毕竟他在骨子里就是个戏剧化的人。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设计出强烈戏剧化情节的剧作家，而特鲁里街的舞台突然提供了上演他的戏的机会。傻瓜才会拒绝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尽管格拉斯顿先生的出席以及典礼的性质会让他稍微犹豫一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因素又对他构成了一种新的诱惑。温普走进会场，在丹齐尔后面找了个位子。所有的座位上都被标了号，因此先到的人都以占据他人的位置为乐。丹齐尔坐到了前排邻近中央过道边的预留席上，克劳却规规矩矩地缩在了大厅后方一根立柱后面的角落里。主办者为格罗德曼在讲台上安排了一个坐席，从那里可以方便地进出左右两边的台阶，但他一直把目光锁定在丹齐尔身上。可怜的理想家的画像被棕色麻布包裹着悬挂在格罗德曼后侧上方的墙上。礼堂内充斥着出席者刻意压低的嗡嗡的谈论声，当一些弓区有名的人物在讲台上落座时，这些声音不时会被一阵欢呼声所打断。讲台上坐着当地几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一些议员的跟班、三四个工人领袖、一两个所谓的慈善家、一些“托因比”福利机构的雇员、俱乐部的主席和高层管理人员，以及死者的亲属和朋友们，其他的则是些除了脸皮厚没什么理由坐在那儿的人了。格拉斯顿迟到了——他比莫特莱克晚到了一会儿，当莫特莱克首先进场时，大厅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些人开始狂叫着“他是个好家伙”，好像这是个政治集会一样。格拉斯顿进门时正好遇到这一场面，喧闹洪亮的歌声淹没了通报老人到来的零星欢呼声。欢快的歌声让莫特莱克满脸通红，就好像在他面前打开了瓶香槟，他的眼眶渐渐湿润了。他仿佛看到自己在热情的波浪中游向新的世纪。啊，该怎样报答这些贫苦的兄弟们对他的信任呀！

出于一贯的谦逊和体贴，格拉斯顿先生拒绝亲自为阿瑟·康斯坦特的肖像揭幕。“那份荣耀，”他在先前写给组委会的明信片上说，“更应该交给莫特莱克先生，一个据我所知和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私交甚好，并和他在不同的组织严密或不严密的劳工计划中有过许多合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