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员费兹詹姆斯·蒙哥马利先生，他还记得戴蒙德小姐兑现支票时的情况。他的印象之所以特别清晰，是因为他当时把钱付给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她要的全都是金币。蒙哥马利先生作完证后，便进入休庭时间。

丹齐尔·坎特科特是在庭讯恢复后第一个被控方传讯的证人。在被问及他是否跟温普先生说过曾经听到被告诋毁康斯坦特先生的事时，他予以否认。他没亲耳听过被告诋毁过任何人。也许他给温普先生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而温普先生只是理解了字面上的意思。（笑声。）克劳先生以前也告诉过他类似的事情。在辩方问讯时，他称杰茜·戴蒙德是个芳华绝代的精灵，她总会让他联想起圣女贞德。

克劳先生在被传讯时显得非常激动。他号称《圣经》完全是胡说八道，因此拒绝向法庭宣誓。他不能用这样充满着自相矛盾的东西向任何人宣誓。他不需宣誓就可以向法庭证明自己的证词。他说自己不能否认（虽然他很希望能不承认）被告起初就很不信任康斯坦特先生，但他感觉这种不信任感很快就消失了。是的，他是被告的好朋友，但他看不出这为什么会使他的证词无效，尤其是在他并没有宣誓的情况下。他和别人一样，发现被告在假日前后显得非常疲惫，但这是为劳工的利益和打破权贵阶级的统治而过度工作的结果。

另外几位被告的熟人多少有些不情愿地向法庭作证，承认被告有时确实对那位初出茅庐的工人领袖带有偏见，每每还会说出一些非常难听的言语。控方接着拿出了一张宣称被告将在十二月四日出席一次重要会议的海报。但他最终并没有出现在那次会议上，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最后，控方还搬出了案件发生当天在利物浦码头将被告逮捕的那几个警察，他们对被告当时的可疑行动做了论述。控方的举证至此告一段落。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神气十足地站了起来，身上穿着的丝绸律师袍沙沙作响。他开始向法庭陈述辩方的论点。他首先声明自己并不会传来许多证人。控方的论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常幼稚的，而且一点也不合理。仅仅依靠这些相互依赖才能成立的证据的话，控方就太容易被驳倒了。被告人格高尚，品行没有污点。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是和格拉斯顿先生一同登上讲坛的那次，他的诚实和高风亮节得到了最高层政治家的肯定。他每小时的行动都有据可查——而控方的大多数指控却并无明确的事实证据。他的身上也并没有表现出如控方所述的超人天才和恶魔般的狡诈。控方的层层假设令人想起了古老东方有关“大地驮在大象身上，而大象又站在乌龟身上”的荒诞传说。但辩方还是有必要向法庭证明康斯坦特先生几乎不可能死于七点之前，而被告最晚在早晨七点十五分已经在尤斯顿路车站搭上了前往利物浦的火车。被告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弓区赶到车站。他同样不可能在从早上五点二十五分开始的短短两小时内穿梭于弓区和车站之间犯下如此罪行。“真正的情况，”查尔斯令人印象深刻地对众人宣讲，“实际上很简单。被告由于工作压力和向上爬的野心（关于这点他并没打算隐瞒），渐渐疏离了曾与其订婚的戴蒙德小姐。莫特莱特毕竟也是个凡人，他的思想随着地位的改变逐渐有了变化。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内心还是深爱着戴蒙德小姐的。而此时戴蒙德小姐却认为他不再爱自己了，自己配不上他，所受的教育使自己不能继续和他携手并进——简而言之，她认为自己成了被告前进道路上的包袱。”作为一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可以称得上是意志坚强的女孩，她决定通过离开伦敦来解决这个问题，以避免她的未婚夫因为良心发现而为她牺牲自己。她同时还担心软弱会让自己半途而废。因此她决定做个彻底了断，她现在究竟身处何方尚且无人知晓。控方的论断甚至让康斯坦特先生的英名也受到了玷污——这种论断简直肤浅得让我不愿提及。控方指证阿瑟·康斯坦特或许引诱过戴蒙德小姐，又或许和她保持着不正当关系。从男女双方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假说都站不住脚。在离开伦敦前或者说是离开英伦半岛以前，戴蒙德小姐给住在达文波特的姑姑（她在这个国家唯一的亲戚）写了封信。在信中她请姑姑帮忙两周后给被告寄一封信。她姑姑严格遵守了侄女的嘱托。这就是十二月三日晚让被告五雷轰顶的那封信。被告原先对戴蒙德小姐的爱意又重新浮现出来了——他非常自责，内心充满了对这个女孩的歉意。信中充斥着不祥的气息，他猜测戴蒙德小姐很有可能会去寻死。他首先想到要去问问朋友康斯坦特先生对此事的看法。兴许康斯坦特知道些什么也说不定。被告知道他们俩曾有过联系。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尊敬的法官和陪审团的先生们，我不想像控方那样把假设和现实完全混为一谈，因此我只能说存在这个可能性——康斯坦特先生资助给她二十五英镑以便她离开这个国家。他对戴蒙德小姐像个哥哥一样。康斯坦特先生也许会鲁莽地去拜访她，但我认为他们双方都不可能有一丝邪念。也许康斯坦特先生在不清楚他们俩实际关系的情况下，鼓励了戴蒙德小姐这种自我放弃和自我牺牲的想法，他不是在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及过一个品格十分高尚的女性以及他本人曾对少数人施以有益影响的事吗？也许我们再也无从得知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