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严而合理的编订。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与司马迁之为《史记》。子不语怪力乱神，《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恒、晋文”，已为一部极谨严的编年史，历史观念至是已绝对超出“神话”之范围而独立。

司马迁为《史记》，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自负以《史记》继《春秋》之后。五帝首黄帝，三皇传说早未列入。至《史记》所载五帝帝系，后人亦多驳辨。【如三国时期秦宓、北宋时欧阳修等。】故三皇五帝之旧传说，在中国历来史学界，本未严格信守。

今求创建的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

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的遗失而淘汰。层累之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应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人当身之记载。】此其二。

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三国志。】此其三。

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其以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此其四。

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如谓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说则谓见其某日在南京。】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飞机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

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应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后世如刘歆三统历以下迄皇甫谧帝王世记、邵雍皇极世经等书，无论其推算不可信，即谓推算无误，亦往往历数十百年无一事可考，岂不于研治古史仍属徒劳。

二则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事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与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则古代文化之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之并起，若从此方面研寻古史，则不脱汉代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凡古书传说中某王某国起某地、都某城，与某国某君战于某地，某氏族来自某方等，实为研寻古史地理之较有线索者；然亦有须经审细考订处。如史记言黄帝：“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遂疑其行踪之超逴，近于神话。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庄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广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荆山，【见唐书地理志。】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

黄帝又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关不远。

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

二、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现在讲比较可靠的古史，姑从虞、夏起。【尚书始于尧、舜，论语亦仅道古亦仅及尧、舜，史记乃上溯黄帝。此从孔子与六经，实不失为谨严之态度。】

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尧典所记之美盛。

尧典虞廷九宫，【上有百揆，即宰相。】禹为司空，【主治水而司内政。】弃后稷，【司农政。】契司徒，【司教化。】皋陶为士，【主司法与军事。】垂共工，【司工务。】益掌虞，【司山泽。】伯夷为秩宗，【司郊庙祭祀。】夔典乐，【司诗歌音乐助祭。】龙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