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佛书屡言“诸佛”，又言“人皆有佛性”，则尽人皆有可以成佛之理，此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又相似。

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

诸教率向往尘俗以外之天国，故其精神率主出世，而又同时亦兼带一种浓重的个人主义。佛法虽亦主有一“涅盘”境界，但同时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人生宿业，纤微必报，故主於当身修行，勇猛精进。又佛义主张“无我”，一切以因缘和合为法，故“众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又曰：“生死即涅盘，烦恼即菩提。”如是则成为一积极的救世主义者。此与诸教主张个人出世、以大国为乐园者自别，亦复与中国庄老道家一派有厌世、玩世意味者迥异；此又与儒家侧重大群主义之人文教相似。

故佛教在其消极方面，既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积极方面，亦可与中国儒家思想相会通。

其时名德高僧如慧远、僧肇之徒，皆精研庄老义，而释道安二教论【广弘明集卷八。】乃抑老於儒下。此後竺道生“一阐提亦具佛性”与“顿悟成佛”之说，更为与儒义相近。谢灵运和之，其与诸道人辨宗论【广弘明集卷十八。】以孔、释两家相拟立论。而孙绰喻道论乃谓牟尼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是其时名士僧人，又俱黜老崇孔。故其先兼通老、释，至是乃并拟儒、佛。此种界线，大体相当於晋、宋之际，可以僧肇与生公时代为划分。

而当时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积极的正因，则由其时中国实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种诚心求法、宏济时艰之热忱是也。

其间品德学养尤著者，如道安，【常山扶柳人，师事佛图澄，居河北，后南投襄阳，遂赴长安而卒。道安为中国一个严正的佛徒，（其先如支道林等，只是出家的名士。）其徒众南北分张，始为佛教树独立之地位。】如僧肇，【京兆人，师事鸠摩罗什，为什门四大弟子之一。早死，其所著肇论，为极精卓之佛教论文。如慧远，雁门楼烦人，道安弟子，高隐庐阜，始开佛教讲坛，为南朝佛教大师。】如法显，【平阳武阳人，西行求法，先后凡十五年，为我国至印度第—僧人，足与后来玄奘西行相媲美。】如竺道生；【钜鹿人，学於鸠摩罗什，亦什门四大弟子之一也。后为南方佛教大师。】此等皆以极伟大之人格，极深美之超谐，相望於数百年之间。

盖以当时中国政教衰息，聪明志气无所归向，遂不期而凑於斯途。此皆悲天悯人，苦心孤谐，发宏愿，具大力，上欲穷究宇宙真理，下以探寻人生正道，不与一般安於乱世、没於污俗，惟务个人私期求者为类。故使佛教光辉，得以照耀千古。若仅谓佛讲出世，与一时名士清谈气味相投；而社会民众，亦以身丁荼毒，佛讲未来，堪资慰藉；并出家可以逃役，即获现实福益。凡此种种，固亦当时佛法盛行之世缘，然论其主要原因，则固在彼不在此。

故当时之第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儒统貌异神是，乃同样求为人文大群积极有所贡献。惟儒家著眼於社会实际政教方面者多，而当时之佛学高僧，则转从人类内心隐微处为之解纷导滞，使陷此黑暗混乱中之人生得宁定与光明，则正与儒家致力政教之用心，异途同归也。【惟此等高僧，亦多兴起于北方，南方则受其波及而已。】

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佛教来中国，最先乃依附於庄老道家而生长。但南渡后的学者，已渐渐由庄老义转向佛教。【其著者，如当时名士群从支道林逍遥游义，而不从向、郭旧义，即其一证。详见世说新语。】其後则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经典仪范，而逐渐完成为一种新道教。【为此工作之尤著者，为宋代之陆修静。】

於是道、佛两教遂开始互相竞长，而至於冲突。但在南方，一辈名士世族，本在一个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所需要者，乃为一种学理上之自己麻醉、自己慰藉。彼辈在其内心，本无更强的冲动力，所以南方佛学多属“居士式”。其高僧亦与隐士相类，如慧远、生公之类是也。

即如梁武帝，崇信佛法达於极点，其在政事上亦仅有贻误，并无斗争。

故在南方之所谓道、佛冲突，大体仅限於思想与言辩而止，【如顾欢道士夷夏论之类足也。】与政治实务更无涉。

在北方则不然。当时北方是一个强烈动荡的社会，一切与南方自别。故南方人乃在一种超世绝俗的要求下接近佛法，北方则自始即以佛法与尘俗相纠合、相调洽。【如二石之於佛图澄，苻、姚之於鸠摩罗什，其内心动机，便与梁武帝不同。】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术助其义理，【如佛图澄常以方术歆xīn动二石，罗什亦通阴阳术数。】遂与北方旧学统治经学而羼以阴阳家言者【即东汉以前风气。】相纠合。【若南方则以庄老清淡与佛义和会，正犹南方经学亦盛染清谈气味也。】

至北魏太武帝时，遂以实际政洽问题，而引起道、佛之强烈斗争。

崔浩【清河人。】父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