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亦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等为相，惮帝英睿，请每事具箚（zhá）子进呈。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而宰臣见天子亦立谈矣。太祖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但欠为世宗一死。质与王溥为世宗顾命大臣，王溥时以拟冯道，盖皆不为宋祖重视。宋所信赖者惟赵普。然普为相后，宋祖常劝其读书，乃时时披览论语。以宋初大臣与唐代相较，所逊远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于唐也。

北方的强敌，【契丹。】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庇。这一层，宋人未尝不知。然而客观的条件，使他们无法改计。

张方平曾论其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六十九。】谓：“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张语止此。】

张洎（jì）亦论汴漕。谓：“汉兵甲在外，惟有南北军、期门、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张语止此。】

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阳，曰：“终当居长安，据山河之胜又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而晋王【即太宗。】力请还汴。太祖终不以为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范仲淹又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为迁都计，而吕夷简目为迂阔。其先则畏难因循，其后又偷安苟且，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

大河北岸的敌骑，长驱南下，更没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黄河边上，而开封则是豁露在黄河南岸的一个平坦而低洼的所在，所以一到真宗时，边事偶一紧张，便发生根本动摇。【其时王钦若主迁南京，陈尧主迁四川，而并无主迁洛阳、长安者。正见此两地文化经济之衰落，至是仍一无恢复也。】幸而寇准亲征，始得有澶渊之盟。然而到底是一个孤注一掷的险计。

此后宋辽遂为兄弟国，【宋兄辽弟，辽萧太后为叔母。】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自是两国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开封，不仅对东北是显豁呈露，易受威胁。其对西北，亦复鞭长莫及，难于驾驭。于是辽人以外复有西夏。

唐僖宗时，夏州裨（pí）将拓拔思敬，【本党项族。】预破黄巢功，赐姓李氏，拜夏州节度使。三传军乱，拥立李仁福，不知于思敬亲疏；其后即西夏。然则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也。

真宗时，西夏已陷灵州。【其时李继迁卒，子德明立。】至仁宗，西夏骤强，【德明卒，子元昊立。】边患遂盛。范仲淹、韩绮以中朝名臣到陕西主持兵事，结果还是以和议了事。【陕西用兵只五、六年。】宋岁赐西夏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

从对夏的示弱，又引起辽人的欺凌。富弼使辽，重固和议，岁增银、绢各十万。【契丹主欲于誓书用“献”字，宋以“纳”字许之。辽史云用“贡”字，不可信。】

四、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

以中国已往历史而论，只要国家走上统一的路，以广土众民供养一个中央政府，除非穷奢级欲，绝不至于患贫。宋室之患贫，则因有几个特殊原因：

第一还是由于养兵。

（一）宋代之冗兵

无论秦、汉、晋、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创建，在天下平一之后，必随着有一个兵队的复员。只有宋代因事态特殊，唐末藩镇的积重难返，外寇的逼处堂奥，兵队不仅不能复员，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开国时 二十万

太祖开保时 三十七万八千 内禁兵十九万三千

太宗至道时 六十六万六千 内禁兵三十五万八千

真宗天禧时 九十一万二千 内禁兵四十三万一千

仁宗庆历时 一百二十五万九千 内禁兵八十二万六千

英宗治平时 一百十六万二千 内禁兵六十六万三千

以上只是一个约略的计数。

陈襄云：“艺祖时有兵十二万。【张方平则云：不足十五万。】真宗时，三十余万。【曾公亮云：三十八万。张方平云：咸平中五十余万。挥尘录：咸平后增至六十万。】乾兴中【真宗末年。】始及八十余万。庆历时，一百余万。”【挥尘录：皇祐初兵一百四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