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脖子缩了缩，眼睛瞪得溜圆，好像怕外婆立刻站起来打我。

没想到外婆只是瞪了我一眼，用拐杖轻轻敲了敲我的腿：没大没小的。她摸了摸棺材盖，我是说，再宽点，能多放些东西。

后来刘旭尉总拿这事打趣我，说我胆子比锅底还大，敢跟外婆开这种玩笑。

秋风刮起来的时候，新房子里总算有了点像样的家具。衣柜上了清漆，能照出人影；桌子换成了四条腿的，再也不用垫瓦片；床是新打的，铺着稻草，睡上去软乎乎的。外婆的寿材被抬到了楼梯间，用布盖着，像个沉默的大家伙。

冬天来得猝不及防，早上推开房门，地上结着白霜，屋檐下挂着冰棱。我坐在灶台前喝稀粥，舌头突然碰到口腔内侧一块奇怪的东西，滑溜溜的，有点硬。

妈，你看这是什么？我张着嘴凑到母亲跟前。她正在纳鞋底，闻言放下针线，用手指轻轻摸了摸，眉头一下子皱起来。

像是个血泡。她去找来根缝衣针，在火上烤了烤，我挑破它，放放血就好了。

针尖扎下去时没觉得疼，也没血涌出来。母亲的手指顿了顿，脸色慢慢变了：这...这怎么是块肉？她把我拉到亮处，反复看了好几遍，声音都带了颤，阿二，你记着，要是它变大了，或者疼了，马上告诉我。

第二天早上，那块肉已经长得有黄豆那么大了。我刚说出口，母亲就把手里的活计一扔，转身就往医院跑。她在镇医院当医生，平时总说医院里的事忙不完，那天却请了假，拉着我往县城赶。

县第一医院的医生看了半天，又让拍了片子，最后把母亲叫到办公室，关着门说了好一会儿。母亲出来时眼睛红红的，拉着我的手一直在抖，却笑着说：没事，医生说有点炎症，我们再去二院看看。

二院的结论和县医院一样。医生写病历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格外响，母亲的呼吸越来越重，最后突然抓住医生的胳膊：您再看看，是不是看错了？他才十三岁啊！

又去了中医院，老大夫戴着老花镜，用探针碰了碰那块肉，摇了摇头：去上海吧，这里动不了这个手术。

这两个字像两块冰，被医生们小心翼翼地递到我们手里，冻得我指尖发麻。母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眼泪一滴滴砸在裤腿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她掏出手绢擦了擦脸，突然站起身：去上海，我们去上海治。

她跑到邮电所给父亲打电话，电话那头的父亲不知道说了什么，她一个劲地说你快回来，声音哽咽着，几乎听不清。挂了电话，她拉着我往家走，脚步踉跄，好像随时会摔倒。

父亲是第二天中午回来的。他眼睛里全是红血丝，衣服上沾着灰，手里紧紧攥着张介绍信。看见我时，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摸了摸我的头，那只打我的手，此刻轻得像片羽毛。

去上海华山医院，他把介绍信递给母亲，我托人找的医生，说是最好的。

收拾东西的时候，外婆拄着拐杖从西厢房挪出来，非要跟着去。我孙囡去上海，我得陪着。她把几件换洗衣裳塞进包袱，你们别想丢下我。

母亲劝了半天没用，父亲叹了口气：带上吧，路上小心点。

那一路可真累啊。我们连夜出发了从镇上坐汽车到县城，再转火车去上海，外婆的腿走不了远路，上火车时要我背，下火车要我背，到了医院挂号、找医生，还是要我背。她不重，可架不住一遍遍来回走，我的后背又开始疼，汗水把伤口泡得发涨，像有无数根针在扎。

在华山医院的走廊里等医生时，外婆靠在我怀里打盹，花白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父亲蹲在地上，用手使劲按着太阳穴，母亲站在窗边，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一动不动。我低头看着外婆脸上的皱纹，突然想起她做的芹菜炒肉丝，想起她替我涂红药水时发抖的手，想起她说寿材太小了时的样子。

走廊尽头的风吹过来，带着消毒水的味道，我把外婆抱得紧了些。不管前面是什么，总得过下去。就像父亲盖房子，一砖一瓦地垒，哪怕累得直不起腰，也得把梁架起来。我想，我也得撑住，像那根没被压断的梁。

（骨血情牵风雨路）

棍落青皮血未干，翁呼护犊意何安。

忽惊口内瘤生恶，沪上奔波为寸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