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林是一起玩的同学，是伙伴。

我慢慢收回手，叹了口气，对着张文明摇了摇头，示意走了。张文明愣了一下，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那个小缸，又看了看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我们拎着装满金鱼的布袋，原路返回，从那个洞口钻了出去，把砖重新砌好，动作轻得像风。

刘旭尉和周明华在街口等着，见我们出来，赶紧迎上来。“得手了？”

我扬了扬手里的尼龙袋，里面传来金鱼游动的水声。几个人相视一笑，没多说什么，趁着夜色，快步往家走。

鱼缸里的金鱼，成了天井里最鲜活的风景。每天都有人来看，喂点饭粒，看着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心里那点躁动，好像也被抚平了些。

没过几天，刘建华找到了吴伟良，神神秘秘地说了件事。

“我天星湖有个朋友，托我弄点东西，”刘建华搓着手，“电线，喇叭啥的，你们有没有兴趣？”

有事干，自然是好的。我们闲得骨头都快生锈了。

“哪儿有？”吴伟良问。

“学校里就有，”刘建华压低声音，“教室墙上挂的那种小喇叭，一摘就下来。”

当天晚上，我们就摸进了学校。暑假里的校园空荡荡的，只有路灯在黑暗里投下昏黄的光。教室的门没锁死，轻轻一推就开了。那些挂在墙上的小喇叭，果然好摘，几个人分工，很快就拆了一排教室的喇叭，用袋子装着，偷偷运了出去，交给了刘建华。

“够意思，”刘建华挺满意，“不过，我那朋友还想要对大的，就是那种工厂大礼堂里挂的大喇叭箱，你们敢不敢？”

“有啥不敢的？”吴伟良拍了拍胸脯，眼里的光又亮了起来。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分头去侦察，把附近几个工厂都摸了一遍，终于在一个农药厂的大礼堂找到了目标——一对半人高的大喇叭箱，漆成深棕色，看着就很沉。

又是一个深夜，我们行动了。农药厂礼堂没有围墙，不用费劲爬墙了，大礼堂的门是锁着的，但窗户的插销有点松，吴伟良用铁丝捅了几下，就把窗户撬开了。

那对大喇叭箱是真沉，几个人抬着，累得呼哧带喘，从窗户递出去，再合力搬到墙外藏好的板车上。一路推回来，胳膊都快断了。

具体是连夜送走的，还是隔了一天，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没过多久，刘建华从天星湖带回来一条飞马牌香烟，塞到我手里。

“拿着，我那朋友给的，”他笑得一脸灿烂，“辛苦兄弟们了。”

一条烟，二百支，是我们两天“成果”的回报。几个人把烟拆开，你一支我一支地抽着，烟雾缭绕里，没人说话，但脸上都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得意。

有了那副杠铃，我家的天井更热闹了。每天都有人来，光着膀子，嘿咻嘿咻地举着杠铃锻炼身体。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砸在水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湿痕。

锻炼完了，就挪到我房间里，抽烟，喝茶，天南海北地侃。我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地上常年堆着书和杂物。没人在意卫生，烟头更是随手就扔，地上、床底下、窗台上，到处都是，积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

我是真懒，懒得扫地，觉得反正也没人来检查，乱就乱点，自在。

直到有一天，我爸突然回来了。

他没提前打招呼，推门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还在吞云吐雾，唐国强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嘴里叼着烟，说着什么笑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爸什么也没说，只是皱了皱眉，转身出去，再进来的时候，一手拿着扫把，一手拎着个簸箕。他就那么弯着腰，默默地扫着地上的烟头。

一支，两支……烟头多得吓人，他扫了满满两簸箕，倒进外面的垃圾桶里。整个过程，他一句话没说，没骂我，也没瞪我们，甚至没看床上的唐国强一眼。

唐国强大概也觉得有点不自在，把烟掐了，坐起身，没再说话。

我看着我爸弯腰扫地的背影，他的腰好像比以前更弯了些，头发里也多了些白丝。以前他看到我房间这么乱，早就劈头盖脸一顿骂了，有时候急了还会动手。可这次，他什么都没做，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扫干净了。

等他出去，房间里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你爸……”张文明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没说话，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闷的。那比被他打一顿、骂一顿，难受多了。我突然觉得，那些厚厚的烟头，像一层灰，蒙在我心上，也蒙在我爸眼里。

“我去打点水，”我站起身，声音有点哑，“把地拖拖。”

他们几个你看我，我看你，也赶紧站起来：“我来我来。”

我一边拖地，一边想着我爸刚才的样子。他好像……变了。不再是那个只会用拳头和嗓门说话的父亲了。他这无声的一下，比任何严厉的惩罚都管用。

或许，他也在学着怎么跟我这个刚毕业、浑身是刺的儿子相处。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闻着房间里淡淡的肥皂水味，我第一次觉得，有些东西，好像真的不一样了。我们这群刚飞出笼子的鸟，除了瞎扑腾，似乎也该想想别的了。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像条路，又像根绳。

十年笼破羽初松，

夜踏街尘影未踪。

汗透青衫狂气在，

墙根烟蒂记疏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