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时，夕阳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弯着腰，像株被风吹蔫的麦子。我走在回公社宿舍的路上，反复琢磨她最后说的话——“面底不一”。这四个字像块石头，在心里沉甸甸的。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出票据本。第一页写上“1”，底下的复写纸也印出“1”，清清楚楚。怎么会不一样？我把复写纸翻过来，又垫了张薄纸，还是一样。直到手指碰到桌角的塑料垫片，忽然有了主意。

我把垫片塞进复写纸和第二联之间，再写下“1”。第一联清清楚楚，第二联却只剩个模糊的影子，凑近了才勉强看出是空白。

原来如此。

手心忽然冒出冷汗。用这法子，确实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账目做平。可我要这么做吗？三十多元，是我在工厂工作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赚到的钱。要是下个月再少呢？我盯着那个掉漆的抽屉，忽然想起张毅说的“小周账目差了点”，或许，她最初也是被这莫名其妙的亏空逼到绝路的。

更让我不安的是，钱到底去哪了？我把抽屉翻了个底朝天，木头缝里嵌着陈年的面渣，却没半点线索。直到看见墙角的老鼠洞，一个念头忽然冒出来——会不会是内部的人动了手脚？

那天下午，我去办公室领了瓶黑墨水，又从食堂要了个粗瓷碗。下班时，我往碗里倒了半瓶墨水，再兑满水，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最里面，轻轻合上锁。锁舌扣上的瞬间，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压面机还响。

第二天一早，还没进门就看见地上的黑渍。像幅丑陋的地图，从抽屉底下一直蔓延到墙角。同屋的阿松和老李站在门口，脸色比墙皮还白。“早上开门就这样了。”阿松搓着手，眼神躲躲闪闪。

“可能是墨水瓶打翻了。”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弯腰去开锁，“昨儿顺手放进去的，忘了拿出来。”抽屉一拉开，那碗墨水果然翻了，黑汁浸透了里面的账本，连我用尼龙袋包着的钱都染了黑。

“奇怪，”我摸着下巴，故意提高了声音，“什么样的老鼠能把桌子晃成这样？”

阿松和老李对视一眼，谁都没说话。老李干咳两声：“或许是猫打架吧。”

“猫能有这么大劲？”我拿起那包染了墨的钱，掂量着，“还好钱没少。”尼龙袋外面的黑渍是新的，边缘还带着湿意，显然是有人动过抽屉，却被突然涌出的墨水吓退了。工场就我们三个人，阿松五十多，老李快六十了，都是拖家带口的农民，能来镇上做工，怕是托了不少关系。

我看着他们紧绷的脸，忽然觉得那三十多元没那么重要了。“嗨，都怪我，”我把钱塞进怀里，笑着摆手，“本来想拿墨水涂窗户的，天一亮就被晃醒，睡不好。”

没人接话。阿松拿起拖把，老李去提水桶，两人低着头，肩膀都耷拉着。水泥地上的黑渍像块疤，怎么拖都褪不去。我看着那片黑，心里清楚，这道疤不止在地上，也在他们心里。只要还在这上班就得面对这黑墨。

那天晚上，我对着账本，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拿出塑料垫片，在票据上写下两个数字。第一联是给农民的，清清楚楚；第二联是留底的，模糊得几乎看不见。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很轻，却像在心上划了道口子。

“只这一次。”我对着空无一人的工场说，“只要他们不再动手，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后来我被调到仓库管物资，离开制面工场那天，阿松和老李站在门口送我，手里还攥着没干完的活计。他们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愧疚，也有感激。

仓库的窗户朝着镇外的田野，风里飘着稻子的清香。我有时会想起那个染了黑墨水的抽屉，想起小周挺着肚子擦婴儿衣服的样子，想起人民大队的河边，姐姐全裸着站在夕阳里，害得我的脸比夕阳还红。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或许那三十多元该追根究底，或许不该用那样的法子填补亏空。可日子就像工场里的面条，被生活的擀面杖碾过，总要沾些面粉，带些褶皱，才能咽得下去。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时，我会想起那个“面底不一”的秘密。原来人心和账目一样，看得见的是明面上的数字，看不见的，是藏在复写纸底下的褶皱，是被生活磨出来的无奈，是那些说不出口的难。

而那个在人民大队的姐姐，她会不会也遇到过这样的难？

月光透过仓库的窗户照进来，我对着月亮又默念了一遍祝福，像在偿还什么，又像在祈求什么。

（面场往事）

尘途辗转到面场，薄俸初持账已沉。

麦气缠衣迷算珠，墨痕侵地辨人心。

暗将垫片藏虚实，暂借宽怀宥暮砧。

最忆河湄风里影，流年过处几沉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