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油味飘过来，闷闷的。我正帮着沈子平数票子，忽然听见张师傅喊了声“下一个”，抬头就撞进一双亮闪闪的眼睛里。

是个女工，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的小臂晒得有点红，像涂了层淡胭脂。她辫子编得紧实，发尾系着块红布条，风一吹就轻轻晃，像只停在辫梢的红蝴蝶。额前的碎头发被汗濡湿了，贴在光洁的脑门上，倒显出几分俏皮。她递票的时候，手指在票面上轻轻敲了敲，声音像浸了凉水，清清爽爽的：“两瓶橘子的，麻烦了。”

我接过票的手顿了顿，不知怎么就多问了句：“今天这么热，不多领两瓶？”

她笑了，嘴角边有两个浅浅的梨涡，盛着点阳光：“车间里不让多带，说怕影响干活。”

“偷偷揣包里呗，”我拿起两瓶汽水递过去，瓶身的水珠沾在手指上，凉丝丝的，像触到了她的笑意，“我看王师傅他们都这么干，揣在后腰上，凉飕飕的，干活都有劲。”

她被我逗笑了，没接汽水，反而往窗子里探了探头，辫子上的红布条扫过窗台：“你是新来的吧？以前没见过。”

“来了快半个月了。”

“我在包装车间，”她指了指厂区深处，那边竖着个高高的烟囱，“离这儿远，平时不怎么过来。”

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她站在太阳地里，红布条在辫梢晃来晃去，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她也没擦，就那么笑着听我说话，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催，喊着“快点快点，渴死了”，她才接过汽水，临走时回头冲我摆了摆手，红布条在空中划了个弧线：“明天我再来。”

她刚走，张师傅手里的铁夹子“哐当”一声砸在桌子上。我吓了一跳，抬头看见她脸色沉得厉害，眼角的白斑像是凝了霜，没了平时的活气。“你怎么那么贱啊？”她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子狠劲，像冰锥子扎人。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长这么大，还没人用这种词骂过我。我攥着手里的票子，指节都发白了：“张师傅，您这话过分了。”

“过分？”她往前凑了凑，房顶的吊扇吹得她额前的碎发乱动，“你知道她是哪儿人？江北的！”

我一下子愣住了。那时候本地人眼里，江北人就像贴了标签，穷、野、不讲理，是长辈们千叮万嘱要避开的群体，仿佛沾了边就会惹上麻烦。我看着张师傅眼里的急劲儿，像看着自家长辈护犊子，心里那点火气慢慢消了，反倒有点说不清的委屈：“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她笑起来挺甜的……”

“所以你就鬼迷心窍了？”她抢过我的话头，铁夹子在票本上重重一磕，“江北丫头片子精着呢，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哄得你晕头转向，最后卖了你都不知道！”

我没再吭声。知道她是好意，怕我吃亏，可那句“贱”字像根刺，扎在喉咙里难受。我是临时工，她是负责人，真闹起来，走人的肯定是我。沈子平在旁边低着头记账，铅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谁也没敢接话。

可第二天下午，那个女工真的又来了。还是站在太阳地里，还是笑盈盈的，手里捏着两张汽水票，像是早就知道我会在这儿。“今天能多聊两句不？”她晃了晃手里的票，辫梢的红布条跟着颤，“我跟组长请了十分钟假。”

我看了眼正在低头记账的沈子平，他笔尖顿了顿，没抬头；又瞥了眼靠在门框上抽烟的张师傅，她的烟圈慢悠悠地飘，没看这边。喉咙发紧，却还是点了点头，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

那天我们聊了车间里的趣事——包装机总爱“吃”塑料袋，每次卡壳，男工们就得手忙脚乱地拆机器；聊了厂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她的绿豆冰棍总比别家多放半勺糖；甚至聊到小时候爬树掏鸟窝，她在江北老家爬的是槐树，我在这边爬的是榆树，都说槐花香比榆钱甜。她说话时总带着点北方口音，“四”和“十”分不太清，听着格外有意思，像在听一首生僻的歌谣。她走的时候，张师傅把烟头摁在脚底下碾了碾，冷不丁冒出一句：“看到没有？天天来找你，你以为是好事？我跟你说，她比你大两岁。”

“大两岁怎么了？”我没忍住回了句，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执拗。

“怎么了？”张师傅眉毛竖了起来，铁夹子往桌上一拍，“女大两，不是福是祸！再说她还是江北的，你妈要是知道了，能饶了你？打断你的腿！”

我没再跟她争。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挠着，痒痒的。为什么喜欢跟她聊天？或许是她说话时那种笃定的样子，不像学校里那些女同学，总爱叽叽喳喳说些没营养的闲话，今天说谁的辫子梳得不好，明天笑谁的鞋子沾了泥。或许真像我后来想的，读书时班里的女生大半比我大，早就习惯了跟比自己成熟的人说话，觉得她们眼里的世界更清楚些。又或许，是张师傅总把我当小孩护着，反倒让我更想靠近那些能平等聊天的人，像在闷热的棚子里，忽然吹来一阵敞亮的风。

夏末的雨一场比一场凉，汽水窗口前的队伍渐渐短了。九月初的一天，张师傅把最后一叠汽水票收进抽屉，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去食堂报道吧，汽水季过了，那边缺人手。”

食堂比汽水棚子热闹十倍。蒸汽裹着饭菜的香味在大厅里弥漫，像团化不开的云；瓷砖地上永远沾着油星子，刚擦完就被来往的师傅踩出一串脚印，像幅不断变化的画；打菜的窗口前，师傅们操着各地方言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