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提了，烟糖公司说没货，逼得我跑新滕酒厂，来回蹬了四五十公里，路全是坑，车胎都差点颠爆。”声音得够哑，才像真累着，不敢看她眼睛——她总说我撒谎时眨眼比平时快。

“傻不傻？没货不会先回来？”她过来扶我，手往我额头上探，掌心温温的，“累坏了吧？快去躺会。”

“先把酒搬下来。”八坛酒卸在墙角，我直起腰，后背确实酸。她又催我歇，我却不敢——一歇，怕她再追问，赶紧扎进厨房：“我炒菜，饿死了。”

吃晚饭时，我扒着饭，没话找话：“今天路过新马路，看摆摊的都挺火，卖牛仔裤的、电子表的，围着人抢。咱要不关了这小店，也去摆摊？”

毛毛眼睛一亮，筷子都停了：“好呀！摆摊离家近，吃饭不用自己做，回我妈家吃去。”

当晚我们把攒的钱全倒在桌上，毛票、块票铺了一桌子，红的绿的，像撒了把碎纸片。数了数，竟有一千多。店里的货要是清掉，也能凑一千多。我俩对视一眼，都动了心——那会儿谁不盼着日子能松快些呢。

从那天起，进货就变了法子。散装酱油灌进空酒瓶，能多赚一毛；散装白酒自己装瓶，多赚两毛；糖盐故意敞着口，潮了就能多称几斤；蜜饯拆了大袋，自己分装成小袋，分量少了，钱却多了。毛毛蹲在地上数钱时，头发垂下来遮住脸，声音闷闷的：“等摆了摊，就不这么干了。”我“嗯”了一声，手里却还在往糖罐里洒水——那会儿哪顾得上体面，小店要关了，往后摆地摊，指不定多难。

入秋时，小店果然关了。我们跟着潮涌似的人流，挤到了新马路的地摊群里。那会儿摆摊的，多是劳改释放的——没单位要，政府安排着摆；也有没工作的家庭主妇，裹着围裙守着个小摊子。

刚开始天天得凌晨去抢位置，为半米地就能吵得脸红脖子粗。后来我姐夫的爸爸托了关系，找到工商局的余副局长——也没送什么礼物，那时候的干部还挺廉洁，余副局长给我们划了个固定摊位，挨着个卖眼镜的大哥，这才算能安稳下来。

摆地摊比开店累十倍。得自己去进货，义乌、厦门、石狮，哪里便宜往哪跑。

第一次去义乌刚好下大雨，半夜起床去火车站，到义乌三点多。开旅馆不划算，二小时也算一天，就走出车站去早点店坐。早点店只有米线，那米线粗得像绳，泡在个掉了漆的铝盆里——看着像脚盆，我心里膈应，还是叫了碗牛肉米线。店主从盆里捞了一把放进锅里，水还没烧开就装碗，放了点牛肉汤就端过来。我吃了一口，米线还是冷的，转头看那装米线的盆，又看洗碗的脏水，顿时恶心想吐。碗也不洗，一块脏布擦一下就给下一个顾客用，实在吃不下去。

外面马路广场全是烂泥路，雨一淋，泥点子溅得所有人满脸都是。公共厕所的味儿飘过来，胃里更是直翻腾，可还是得往里挤——义乌的货便宜，没办法。肚子饿得咕咕叫，正好有个桔子摊，就买了二斤桔子充饥。义乌的桔子倒是挺甜，一口气全吃下肚，吃得肚子冰凉冰凉的。

天放亮了，我高一脚低一脚往市场走。路边机动三轮车喊：“去市场每人五毛。”一听才五毛，就也挤上了车。路不远，最多一公里，下车走进市场，才惊觉真大——看着有上千个摊位，密密麻麻的。我东问问西问问，走了一圈才开始进货。真没想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货便宜得吓人，一个耳环一厘钱，钱竟不是以分计算的，我像到了其他星球。

反正便宜，也就随便拿货，总共才花了二百多元，却进了几千件商品。回家卖一毛或一元，也能赚不少。

到义乌进货其实挺辛苦，一天一晚不能合眼，还没地方坐。在义乌火车站上火车也要凭力气硬挤，甚至翻窗进车厢，年老体弱的根本上不去。车厢里挤得人人像插蜡烛一样，动也动不了，味道臭到无法呼吸。可为了明天摊位上有货卖，只能坚持着。

去厦门更苦。买不到坐票，就买站票，上火车后往座位底下一钻，铺张报纸就躺，硌得腰生疼，可比站着强。中途啃冷方便面，偶尔下车买块酱肉，就着啤酒吃，算是改善伙食。昏昏沉沉二十几个小时，到厦门时，头发上身上全是灰，像只泥猴子。找了家小旅馆洗把脸，对着镜子笑——眼里倒亮，想着多带点电子表回去，再带点旧西装旧大衣，总能卖钱。

在厦门鼓浪屿渡口旁找到了个卖电器的市场，有电子表、电视机、电子计算器。走了一圈，有个女档主用上海话问我：“小兄弟找什么商品呢？”我好奇，人家都是用普通话跟我打招呼，她怎么知道我听得懂？我朝她惊讶地看了一眼，开口说：“还没想好，想进点电子表。”她忽然笑了：“你真是上海来的？”

“不是，嘉兴的。”

“那也近，”她递我杯茶，瓷杯温温的，“我一眼看你就像是上海过来的。我妈是上海人，嫁到厦门的，我听得懂你们那边的话。”她老公在隔壁喝茶，她喊了声“老许，看店”，就拉我：“来，这边坐，喝茶。”她把我拉到档口对面自家的茶座上——厦门人开店都喜欢在店门口放张小桌子、几张小凳子，招呼客人喝茶聊天。

“你刚到，开了旅馆了？”我说是的。“那退了吧，住我家，我家沙发能睡。”她随口说。

我拿不定主意，跟她又不认识，万一遇到坏人咋办？她看我有顾虑，就说：“小兄弟别担心，我们都是实在的生意人，你看我档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