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过来：“没拉干净吧？看你脸都憋红了。”

“别捣乱，你先去车那儿等我。”我往树后退了退。

她撇撇嘴，蹦蹦跳跳回了摩托车旁。等我终于舒坦了，点了根烟靠在树干上，看她蹲在车边数蚂蚁，突然想问：“你几岁了？”

“二十。”她头也不抬，“咋了？”

“才二十……”我吸了口烟，烟圈飘到她头顶，“怪不得跟个小孩似的，不怕羞。”

她猛地站起来，叉着腰：“二十咋了？二十就不能开玩笑了？你喜欢我板着脸，像欠你钱似的？”

“那倒不是。”我弹了弹烟灰，“我们认识几天了？”

“三天。”她走近了些，帆布包带子滑到胳膊肘，“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老朋友。

我们现在是老朋友了，对吧？”

阳光透过桑叶照在她脸上，鼻尖有层细汗，眼睛亮得像浸了水。

我突然觉得，这三天好像比三个月还长。“算吧。”我别开脸，“东北姑娘都像你这么直爽？”

“差不多。”她踢了踢脚下的小石子，“不像你们南方姑娘，想说啥藏半截。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挺好的，不憋屈。”她顿了顿，突然踮脚，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

我浑身一僵，下意识往四周看——稻田里空荡荡的，连个放牛的都没有。她却笑得更欢了：“你怕？”

我无奈地摇头，喉结动了动，没说话。

重新骑上车，她手搭在我肩上，身子却坐得稳了些。路越来越差，车轮碾过碎石子，震得车把都抖，她没再闹，只是偶尔低声问：“还远吗？”

又开了约莫十分钟，远远看见一座石板桥，桥洞下淌着浑黄的水。过了桥，前面只剩条走人的土路，可桥那头不远处，竟有两排房子——一排是红砖楼房，一排是青瓦平房，平房门口堆着些装毛线的麻袋。

“应该是这儿了。”我停下车，刚要喊人，就见平房里走出个穿蓝布褂的女人，手里拿着件没缝完的羊毛衫，领口还别着根银针。

“请问，是洛东羊毛衫厂吗？”我走上前问。

女人点点头，往楼房指了指：“找沈厂长？在二楼办公室。”

上了二楼，走廊里飘着股毛线味，尽头一间房开着门，里面传来算盘声。推门进去，一个中年男人正趴在桌上算账，见我们进来，男人抬起头——脸膛黝黑，眼角有几道深纹，笑起来露出颗金牙：“来拿货的？”

“我找沈厂长？”我递过烟，“我是嘉兴来的，想看看你们的羊毛衫。”

他接了烟，没抽，夹在耳朵上，你们坐一下我去叫，走到阳台上又朝下喊了声，小顾，去车间看看，让后道把样衣拿过来。”

中年人拿过几件样衣：“这是‘串珠皇后衫’，领口绣了珍珠，去年在北方卖得火；还有这个，纯色高领，厚实，适合东北那边穿。”

小宋媳妇凑过去翻着看，指尖划过针脚，又捏了捏毛线：“料子还行，就是款式少了点。”她没像昨天在市场那样眼睛发亮，我心里有数了——不是特别满意。

“去仓库看看？”中年男人起身，“后道车间还有刚织好的，没整烫。”

仓库里堆着半人高的纸箱，后道车间有四台缝纫机，几个女人正低头锁边。小宋媳妇翻了半天，拉了拉我袖子：“先少拿点吧，回去试试水，好卖再来。”

最后挑了一百多件，大多是纯色高领还有几件绣花的款式。

中年人帮我们把货捆在摩托车后座，拍了拍箱子：“明后天会出新货，量不多。你要是方便，天天来也行，我给你留着。”

“行。”我跨上车，“那我们先走了。”

回程路上，风比来时凉了些。小宋媳妇趴在我背上，突然说：“我们明天就回东北。要是这批货卖得好，后天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家没电话。”我喊了一声，风声把话吹得散碎。

“那发电报！”她声音更响，“就说‘要货，速发’！”

临走前，小宋把一个鼓鼓的信封塞给我：“木子，这两万你先拿着，要是洛东有好货，你帮我们先垫着进货，回头我再给你补。”

我捏了捏信封，厚度刚好是二十沓钱。“放心吧。”我把信封塞进抽屉，压在地图底下。

第三天下午，邮政局的人送来封电报，就四个字：“要串珠衫”。我当天就去了洛东，厂里果然留了五十件串珠皇后衫，我直接拉回了家。

两天后，银行通知我，小宋的汇款到了，一万块，附言写着：“催紧点，时间是钱”。

这一年靠帮小宋他们拿货，我赚了两万多。秋天的时候，我咬咬牙，花六千块装了电话——红色的拨号机，挂在堂屋墙上，听筒线绕了三圈，毛毛妈总说：“这玩意儿比摩托车还贵，值当吗？”

我擦着电话按键笑：“值当，客人联系方便，说不定一个电话就赚回来了。”

转年开春，最后一批羊毛衫发走后，小宋那边还有一万多货款没到。

我估摸着是天气突然热了，毛衫压了货，也没催——反正这钱也是从他们那儿赚的，大不了开春的生意白做，犯不着伤和气。

手里有了些钱，我就不想再摆地摊了。

风吹日晒不说，遇着工商检查还得抱着货跑，狼狈。

正琢磨着盘个店，摆地摊的朋友弁勇跟我说他有个朋友周伟龙在建国北路步行街有个小铺子要转，就在九洲理发店旁边，我带你去看看。

我当天就和他过去了。那时候刚成立步行街没多久，铺面前的水泥石子路还透着新气。

九洲理发店是国营的，玻璃门上贴着“烫发五元”的红纸条，旁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