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叫潮勇哥送过来，还是我去取。”“你等会儿，先挂了电话吧，我问一下他宾馆预定住哪儿。”

下午四点，电话铃响得急，我抓起听筒就听见丽珠姐说：“木子，老许晚上住上海和平饭店，北区808房。你记一下地址，他把钱给你带过去了。”

我拿笔的手顿了顿——和平饭店？那是上海外滩最扎眼的楼，青砖墙面爬着老藤，铜门亮得能照见人，小时候跟娘去上海走亲戚，远远望过一回，只敢在马路对面瞧，觉得那地方离自己比南湖还远。

老许竟住那儿？

我忍不住笑：“丽珠姐，老许哥真舍得花钱。”

“他那人，办事图个稳妥。”

丽珠姐又叮嘱，“钱你别急着还，先把店开起来，预祝你开业大吉。”

挂了电话，我翻出抽屉里的交通图，把嘉兴到上海的路线用红笔描出来——晚上骑车没灯，得记牢了。

正描着，门被推开，毛毛三姐夫探进头来：“木子，吃饭没？我刚买了辆‘幸福’，带你兜圈去。”

他身后靠着辆暗红色摩托车，车头上的“幸福”商标闪着光，车座还带着新皮革的味道——那会儿国产摩托车也金贵得很，两千六百多块，三姐夫攒了几年才买下。

我举了举手里的地址：“三姐夫，我今晚得去上海拿钱，丽珠姐让老许哥捎了两万来。”

“上海？”他凑过来看地址，“来回得四五个钟头，夜里路黑。我陪你去，我这‘幸福’稳当，比你那铃木摩托车重很多，跑夜路踏实。”

晚饭在毛毛家吃的，毛毛娘给我装了两个肉包揣兜里，热乎气透过布口袋渗出来：“路上小心，别贪快。”

三姐夫发动摩托车，“突突”的声响惊飞了院墙上的麻雀，我们沿着环城路往上海开时，天刚擦黑，路灯一盏盏亮起来，像串在路边的星星。

到和平饭店时九点多了，门童穿着笔挺的制服，白手套擦得发亮，替我们拉门时打量了眼我和三姐夫沾着灰的裤脚。

找到808房，我敲了门，里头传来老许的声音：“谁啊？”“我，木子。”

门开了，老许见我们来，笑着把一个鼓囊囊的信封递过来：“木子，丽珠跟我说了。”

我接过信封，指尖捏着厚度，钱的硬挺触感透过纸传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潮勇哥，这钱我最快借三个月，最迟半年，一定还。”

他摆摆手，烟灰落在地毯上，淡了个小印：“说啥呢？你开店是正经事。啥时候方便啥时候还，别惦记。”

三姐夫在旁催：“时候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老许送我们到电梯口，又塞给我两个苹果，凉津津的：“路上饿了吃。”

回去时偏生走错了道。夜里看不清路牌，骑到半路才发现往苏州去了，三姐夫挠挠头：“认个大概方向，往南走总没错。”后来绕到平望镇，才顺着运河边的路回嘉兴，比去时多跑了几十公里。等开进熟悉的巷口，天边都泛白了，摩托车停在院门口，我摸出信封对着光看，里头的钱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心里暖烘烘的——这世上，总有人肯在你难时拉一把。

钱齐了，改造工程立刻开工。

施工队砸墙的声响惊动了隔壁的街道办的饮食店，面香混着尘土味飘过来，有阿姨扒着窗口问：“木子，这破仓库要做啥？”我笑着喊：“开毛衫经营部！以后来买毛衫，给您算便宜！”

办营业执照时，验资要十万，手里刚好够数，工商局的同志看我年纪轻，多说了句：“年青人，你这经营部是我们嘉兴首个专做羊毛衫行业的执照，你得加油做个好榜样噢。”我点头：“尽力而为。”他在执照上盖完章递过来，红印鲜亮：“好好干，年轻人有闯劲。”

去税务登记那天，负责的谢向农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把发票本递给我时，突然按住我的手：“木子，发票可得看好了，这东西就是钱。”

我愣了下：“发票不就是个凭证？”

“你这不是你以前用的零售发票，你现在是批发商，这是抵税的凭证。”他拿过一张发票指给我看，笔尖点着金额栏，“这是3.3%的营业代扣税发票，要是被人拿去填了数字，人家抵了税，国家就少了钱，最后查出来得你赔。”

我这才明白，原来一张薄薄的纸，背后牵着这么多门道——客户要开发票，就得交那3.3%的税，我得把这笔账算进成本里。

一个月后，经营部的金字招牌挂起来那天，我请了厂里的伙计和帮忙的亲戚来吃饭。

炒货店的王婶送了串红辣椒挂在门楣上，红得亮眼，三姐夫骑着他的“幸福”摩托车，在门口转了两圈，笑着喊：“李老板，开业大吉！”

可这“大吉”没撑过二月。

那天我正给上海来的客商打包毛衫，门口突然冲进来个跑运输的老陈，气喘吁吁地喊：“木子！麻烦了，税务局查得紧！”

“查啥？”我还没反应过来，他拽着我往外走：“轻声说查客商的包裹！不管哪儿来的，只要是毛衫，拿不出发票就罚税！刚才我在火车站见着了，几个东北客商的货被扣了，罚了两千多！而且路边也在查”

这话像阵冷风，瞬间吹凉了整条街。不到半天，消息就传遍了——外省客商怕了，有的刚到嘉兴火车站，听说查得严，转身就买了去上海的票；有的干脆绕路去了卜院、洪合，直接找小加工厂拿货。

住在各大宾馆的客商都溜了，去饭店吃饭也见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了，往日里热闹的街面空荡荡的，连路边卖茶水的摊子烟摊子都没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