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摆得方方正正“聚财”，一会儿说收银台得刷成白色“看着清洁”，我笑着应着，由她去折腾——她高兴就好。

转眼要进货，我打算带弟弟去厦门——那边时新的服装多，价格也公道。刚收拾好行李，街道办主任老沈就打电话来，笑着说：“木子啊，巧了，我正好要去厦门开会，要不一块走？”

我握着听筒愣了愣。街道办开会，怎么会去厦门？但嘴上只说：“那太好了主任，我订车票。”

到了厦门已是下午，海风带着咸湿味，比嘉兴还热些。我在湖滨环岛路找了家宾馆，开了两个标准间。老沈和他带的干事小王一进房间就喊热，脱了外套只剩件白衬衫，我让他们先洗澡躺一会，我也冲洗了一下靠在床上看了会电视，便请他们去楼下馆子吃饭，点了清蒸海鱼、爆炒花蛤，海螃蟹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小海鲜又叫了本地啤酒。酒过三巡，小王搓着手笑：“木子老板，刚才电梯里有广告，说顶楼有歌舞厅，那些美女穿着……挺有意思，要不吃过饭上去见识见识？”

老沈没说话，只端着酒杯抿了口，眼神却往我这儿瞟。我心里门儿清，这是要我作陪。“行啊，去看看。”我放下筷子，先把话挑明，“不过有件事得说在前头——要是里头有小姐，你们自己玩，我不掺合，费用也各算各的，我可不负责拉皮条。”

“嗨，就看看表演！”老沈摆着手笑，“我们哪敢瞎来。”

那歌舞厅在宾馆顶楼，门口挂着闪闪烁烁的彩灯，红的绿的晃得人眼晕，老远就听见震耳的音乐，混着男女的笑闹声。一进去，烟味、酒味混着劣质香水味扑面而来，呛得我咳了声。暗沉沉的灯光下，台上一个穿吊带裙的女人正扭着腰唱歌，裙摆短得快盖不住大腿，高跟鞋踩在台上“噔噔”响。台下二三十张桌子旁，总有人往台上递纸条，纸条里还夹着票子，还有人举着花——一捧红玫瑰，用玻璃纸包着，看着就不便宜。

我们找了张角落的桌子坐下，服务员立刻端来洋酒，菜单上的价格吓得我眼皮跳了跳——一杯抵我半天利润。刚坐稳，台上的女人唱到兴头，竟踩着高跟鞋下来了，挨桌敬酒。到我们这儿时，小王赶紧把我刚叫的两捧花递过去，那女人笑得眼睛眯成缝，往小王腿上坐了坐，又蹭了蹭老沈的胳膊，才摇着腰朝我走来。

我抬手轻轻拨了她一下，没说话，只抬眼看她。她愣了愣，大概是见我脸上没笑，眼神也冷，就识趣地退开了，转身又去了邻桌。

换了个女人唱歌，穿得更暴露，领口几乎开到腰，唱歌时故意往台下抛媚眼。小王又蠢蠢欲动，手都伸到口袋里了，我悄悄踢了他一下，把我坐的椅子往旁边挪了挪，低下头假装醉了，单手托着下巴，余光却看见老沈也没动——一捧花够他两月工资，他舍不得。

坐了不到一小时，我实在熬不住，心里烦得慌。站起身：“主任，小王，我明天得早起去石狮进货，得先回去睡了。”我从口袋里掏出两三千块，放在桌上，用酒杯压着，“这钱你们拿着，喝酒买花都行，要是……要是叫了小姐，也别告诉我。我先走了，明天见。”

头也不回出了歌舞厅，晚风一吹，才觉得胸口闷得慌。这世道啊，想正经做事，总免不了要应付这些糟心事。

第二天一早，我跟弟弟就去了石狮。车刚进石狮地界，日头就毒得像要烧起来，柏油马路都晒得发软，空气里飘着一股沥青味。先找了家旅馆开了房，我冲了个凉水澡，刚光着膀子躺在床上歇脚，“砰”一声，门被推开了。

进来两个女人，穿得极少——上衣是吊带，下装是短得不能再短的裙，脸上抹着浓妆，粉厚得像要掉渣，香水味呛得我直皱眉。“小哥哥，要服务吗？”一个黄头发的往我床上坐，另一个就去拉我弟弟，声音娇滴滴的：“打炮不？便宜呢。”

我腾地坐起来，瞪着她们：“长不长眼睛？我们这岁数，像找这个的？”

她们上下打量了我们几眼，我弟弟脸都红透了，攥着拳头站在那儿，脖子都直了。黄头发的撇撇嘴：“哦，看错了，你们像是兄弟俩。”又白了我一眼，嘟囔着：“凶什么凶，不玩就不玩呗。”

两人懒洋洋地出去了，我赶紧起身锁了门，反锁时还听见她们在走廊里笑。回头看弟弟，他耳根还红着：“哥，这地方……”

“沿海开放早，乱。”我皱着眉，拿过毛巾擦了擦脖子，“明晚换家旅馆。”

晚上在旅馆楼下吃了碗面，要了两碟小菜，喝了两瓶啤酒。大厅里晃着十几个穿背心短裙的女孩，有的靠在柱子上，有的坐在沙发上，见男人走过就直勾勾地看，眼神像钩子，恨不得把人勾过去。我拉着弟弟快步上楼，心里堵得慌——好好的进货，偏要撞见这些乌糟事。

“明天进完货就走。”我靠在床头说，弟弟点点头，没说话。窗外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得对面楼的墙皮斑驳，我望着那片模糊的影子，忽然想起毛毛——她要是在，肯定会皱着眉说“以后别来这种地方”，又会拿过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泡在盆里揉洗，嘴里哼着流行小调。

罢了，赶紧把货进完，早点回家吧。这浪里来浪里去的日子，还是家里的灯最暖。

从石狮回嘉兴没二天，又得赶趟温州。上次去温州，坐长途汽车晃了二十几个小时，骨头都快颠散了，我当时跟毛毛赌咒“再不去温州”，结果还是得去——那边的百折裙样式新，价格比厦门还低二成。

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