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汤汁裹着螺肉，一下子滑进嘴里——原来差的是这两步。

那天晚上，我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盯着案板上剩下的螺丝发呆。门突然被推开，裘月光探进头来：“木子哥，还没走呢？”他是我发小，小时候总跟着我爬树掏鸟窝，现在开了家小五金厂。

“月光，你来正好，帮我看看这螺丝咋炒。”我拉他进厨房，他拿起一颗螺丝看了看：“没剪尾部，火还太旺，炒老了就吸不出了。”说着拿起菜刀，“唰唰”几下剪完一盘，倒油、下姜蒜、放螺丝，翻炒时加了点黄酒和酱油，焖了两分钟就端给我：“试试。”

我吸了一口，鲜得眯起眼。“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他挠挠头：“以前跟我爸学的。”

从那以后，我每天买螺丝练手——反正便宜，就算炒坏了也不心疼。客人也乐意当“试验品”，菜炒得不好，他们也不生气，还会说“下次少放点糖”“盐可以再加点”。慢慢的，我的手艺越来越熟，从番茄炒蛋到清蒸鱼，再到炒鳝丝，都做得有模有样。

一个月后，我竟能炒出陈彬森做不出的链鱼丝。把链鱼去骨切成细丝，用淀粉和蛋清抓匀，低温油滑炒，最后浇上芡汁，鱼丝根根分明，吃起来嫩得像豆腐。有次葛所长来吃饭，点了这道菜，吃完竖起大拇指：“木子，你这手艺，全嘉兴找不出几个。”

可生意没我想的好。镇上消费低，客人来吃饭大多点三四个家常菜，人均不到五十块。一个午市，我炒两小时菜，七桌还翻了台，营业额才两千块——好在房子是自己盖的，不用付房租，不然连成本都不够。晚上能多赚点，可都是熟客，实在不好意思抬价。

每天收工后，我都会和唐国强在店里摆酒摊。他是个小酒鬼，闲了就来蹭酒，我们俩坐在大堂里，面前摆着一箱黄酒，我杀两条鲫鱼红烧，再切盘花生米、拌个冷盘，从天黑喝到半夜。

“木子，你说咱当初要是在上海接着卖毛衫，会不会比现在好？”唐国强喝得满脸通红，空酒杯还往嘴里倒。我摇了摇头：“上海竞争太激烈，咱这点本钱，折腾不起。”他叹口气，又喝了一口：“也是，现在这样也自在。”

有时候毛毛出去玩，半夜十二点回来，见我们还在喝，就把酒瓶收起来：“别喝了，再喝就醉了。”唐国强这才不情愿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往门口走，嘴里还念叨：“下次一定喝赢你。”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纳闷——唐国强的老婆小沈，从来不管他喝酒，就算他喝到后半夜，也没来店里找过。有次我问他：“你老婆咋这么放心你？”他笑了：“她忙着陪我娘打麻将，哪有空管我。”

我想起毛毛，每次我喝多了，她都会泡杯醒酒茶，坐在旁边看着我喝完才去睡。有时候会想，唐国强和小沈这样的日子算不算好？可看着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又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或许他们觉得这样就够了。

转眼到了年底，天气越来越冷，生意也淡了。有次去税务所办事，碰到了以前认识的刘进生。老刘以前在税务所工作，现在在嘉北乡开饭店，见了我就拉着去他店里喝酒。

“木子，你知道不？今年羊毛衫生意火得很，我一个朋友半年赚了上百万！”老刘喝得兴起，拍着我的肩说。我心里一动——以前在环东路开毛衫经营部时，我专门卖过羊毛衫，那时候就觉得利润高，后来税务查得严，才改了行。

“真的？”我追问，老刘点头：“我那朋友叫朱培元，你可能认识。”何止认识，去年我筹备环东路饭店时，他还来跟我借过十万块，说要做羊毛衫生意，那时候我怕装修用钱，就没借给他。

“他现在在哪儿？我想跟他聊聊。”开饭店又累又不赚钱，要是能再做羊毛衫，说不定是条出路。老刘把培元的地址给了我，说第二天带我去他厂里。

第二天一早，我跟着老刘去了嘉北乡。培元的厂在旧厂房里，门口堆着几包毛纱，里面机器“嗡嗡”响。培元看见我，先是一愣，接着笑了：“木子，好久不见，你咋来了？”

寒暄几句后，我直截了当：“我想跟你学做羊毛衫生意，你看行不？”他愣了一下，又笑了：“这生意不是稳赚的，今年行情好，明年说不定就差了。”顿了顿，他又说，“不过你真想学，我带你看，做不做你自己定。”

接下来半个月，我天天去培元的厂里。早上跟着他去毛纺厂选毛纱，下午看工人织毛衣，晚上跟他一起吃饭。他不藏私，把做毛衫的流程、看毛纱质量的诀窍、跟加工厂谈价的技巧都教了我，还说：“你要是缺少量隔色纱，就来我这儿拿，等你做起来再还。”

过年前一个月，我试着加工了几批羊毛衫，没想到很快就卖完了，赚了几万块。培元见我做得不错，让我帮他联系加工厂，年底还分给我三万块利润。拿着钱坐在厂里，看着窗外的机器，突然觉得——这才是我该走的路。

回家后，我跟毛毛说：“我想把饭店关了，做羊毛衫生意。”她愣了一下，接着点头：“你想好了就行，我支持你。”她从来都是这样，不管我做什么决定，都愿意跟我一起扛。

第二天，我拆了酒店招牌，把桌椅、厨具低价处理了，只留下那个旧案板——那是小丁第一次来帮忙时用的，想留个念想。接着去信用社贷了二十万，把小商品市场的店押给电热厂，抵了十万；清河西区的房子挂出去卖了八万五；毛毛大姐家的毛脚女婿听说后，又借了我八万。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