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属于致仕的两位阁老，实际控制人是他们不成器的子侄。这些人把田产挂在别人名下逃避一条鞭法的清查，然后反过来雇人状告当地官员，说清查田亩是扰民。去年苏州推行新法试点的时候，带头闹事的就是他们。下官找到了当年的状纸，告状的人连字都不识，状纸上的字迹跟户部一份存档一模一样笔迹——出自一个同年被逐出京城的主事，此人离开京城后就在江南替人代笔状纸维生。”

再翻一页。

“还有京城王庄。豫王府的庄子在河间府有一千二百亩田，报上来的只有四百亩，剩下八百亩藏在地痞名下。收成不入账，粮食运到别处卖掉换成了现银。而河间府那几个地痞，恰恰就是今年春天在京城酒楼跟几位功臣子弟打过架的人。”

“也就是说，这两头是一条线上的。”李破说，“一头在江南吞税，一头在京城挑衅功臣子弟。”

“是。”孙有余合上册子，“陛下，他们在两头同时动手。一边在江南吞银子，一边在朝堂上弹劾功臣。弹劾不是目的，是造势。造势的目的是告诉所有人——功臣集团也不干净，功臣子弟也犯法，陛下如果只收拾他们，功臣子弟更应该被收拾。”

李破沉默了很久。

久到孙有余以为他要发火。

但李破没有。他只是慢慢走回御案前坐下，重新翻开那本册子的第一页，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看得比第一次更仔细，时不时用手指划着某些名字旁边的小字批注。

看完之后他合上册子，平静地开口：“这些案子查得很实。但朕问你一句——他们为什么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因为陛下重用了继业，因为年轻一代开始掌权。”孙有余道，“那些在暗中经营了几十年的人本来打算在新旧交替之间浑水摸鱼。继业监国以后推行新政，处处动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要先发制人。动功臣子弟，就是为了让陛下不敢再用新人。”

李破点头。

“你说得对。”他站起来，背着手走到窗前，“所以现在朕面临的是两条路。第一条，把这些案子全翻出来，彻查到底，株连九族。好处是干净利落，震慑天下。坏处是朝堂上会有一半的人惶恐不安，君臣离心。第二条，慢慢来，拉一批打一批。好处是朝局平稳，坏处是这帮人会以为朕怕了他们。”

他转过身。

“朕选第二条。不因为朕仁，因为朕还需要这些年富力强的官员。查，但要有分寸。动，但要精准。首恶必办，从者震慑，被迫者给条活路。”

孙有余沉默了片刻：“陛下想让臣怎么做？”

“分成三个批次处理。第一批，首恶。卢世方、苏州三家盐商主事、做假账的织造局账房。抓人归案，抄家追赃。第二批，从恶。知情分赃的官员、跟钱庄有往来的中间人。革职抄家，永不叙用。第三批，被胁迫的、分过小利但不知情的、跟随头领起哄但没有实质贪赃的。从轻发落，降级留用，戴罪立功。”

孙有余心里默默数了一遍这三批人的数量。第一批，大概三十人出头。第二批，接近六十人。第三批，少说有上百人。但处理完之后，朝堂上会剩下越来越多干净的、知道什么可为不可为的臣子。

“臣明白了。只是——”他顿了顿，“冯庸呢？”

李破在窗前站了一会儿。

“冯庸。”他说，“冯庸被他外甥卷进去了，但他本人没有拿过银子。朕查他查了三个月，除了外甥被人利用，什么都没查到。所以冯庸不动。不动他，反而能让他替朕稳住兵部。你刚才说他们在夺——冯庸是他们的试探。试探朕的底线在哪。朕今天不动他，但明天，他会主动来给朕递折子请罪。他会比别人更积极。因为他知道自己踩在了刀刃上。”

孙有余愣了一下，在心里推演了一遍，然后不由得微微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李破能坐稳江山三十年。他看得穿人心——不止看穿敌人的恶意，也看穿被利用者的恐惧。

“还有一件事。”孙有余从袖中又掏出一份折子，“这件事不大，但牵扯到荣养院。”

李破接过折子。

内容很简单：京城一个姓韩的游商状告周小宝在北境欺行霸市倒卖军马，人证物证说得很详细。孙有余已经查过了，游商背后是盐商圈子里一个已经风声鹤唳的残党，剩下的唯一靠山是兵部一个快要被迫致仕的员外郎。军马的事是编的——去年北境根本没有任何军马流出。游商自己都不认识周小宝。这个“证人”是被人拿来当枪使的，靶子是周大牛，背后的意思很明确：功臣子弟里是不是也该查一查？

案子是假的，但可以传成真的。折子如果落在别人手里，哪怕查到最后是无罪，流言也已经传出去了。周小宝在北境刚立了功，正在最显眼的位置，打他就是打周大牛，打周大牛就是打荣养院。

“这种事，以后还会有。”李破把折子扔在桌上，“只要老将们还在，只要继业还在监国的位子上，就会有人不停地制造这些。你今天不查，他们当朕包庇。你查，查到最后是假的，他们又会说朕包庇得高明。”

“那陛下的意思是——”

“查到底。”李破说，“查得比任何人都细，比他们要求的还要细。不但查周小宝，马骏、刘英、石头的底细全都重新过一遍。查完之后，”他停顿了一下，“把结果明发在邸报上。功臣子弟有子弟的错处，军队里不能用没有错处的人——但污蔑功臣的，反坐。诬告一次，杖六十。诬告两次，流放三千里。”

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