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坐着谈，好不好？”

可老太太像是脚下生了根，死死跪在原地，任凭民警怎么劝说，只是反复哭喊着“重查”、“冤枉”，偶尔抬起头时，眼神里满是绝望和固执，谁拉她都不肯起来。

“不起来！今天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跪死在这里！和我儿子一起去了干净！省得在这世上受委屈！”老太太情绪突然激动起来，猛地推开身边民警的手，把手里的牌子举得更高，纸板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

场面一度陷入僵持，并且有失控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路人被这边的动静吸引过来，原本就不宽的马路开始出现拥堵，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更添了几分混乱。闪光灯的光、人群的注视、记者的追问，像一张无形的网，带着巨大的压力，紧紧笼罩在市公安局的上空。

沈驰站在人群边缘，脸色铁青得能滴出水来。他理解家属失去亲人的悲痛，也预料到家属可能会对意外死亡的结论有异议，但他没想到，对方会以如此激烈、如此公开的方式爆发。这背后，是家属走投无路的绝望，是对亲人的思念，也可能……隐藏着他们对真相最本能的直觉。

他忽然想到了陆衍——那个上周刚调到法医室、顶着“关系户”名头来的年轻人。在昨天的案情分析会上，所有人都默认按意外结案时，陆衍突然举手，用一种异常冷静的语气说了句石破天惊的话：“他不是溺亡的，颈部有可疑索沟，可能是他杀。”当时包括他在内，所有人都持怀疑态度——死者肺部有积水，符合溺亡特征，颈部的痕迹也被认为是落水时被水草缠绕造成的，没人把这个新来的、看起来还没毕业的年轻人的话当回事。

此刻，面对家属这血泪交织的控诉，沈驰忽然觉得，陆衍那份与年龄和资历不符的冷静与笃定，或许并非空穴来风。如果陆衍是对的，那么他们现在试图按意外结案的行为，就是对死者极大的不公，是对生者最残酷的二次伤害。这跪地的老太太、哭泣的幼童，他们的每一滴眼泪，每一声哭喊，都在拷问着在场每一个穿着警服的人的良知，像是在无声地质问：你们对得起身上的这身衣服吗？对得起“人民公安”这四个字吗？

就在这时，局里的领导也被外面的动静惊动了。副局长赵志国在几个科室负责人的簇拥下，快步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面色凝重得像是结了冰。看到门外混乱的场面——跪地的祖孙、拥挤的人群、举着相机的记者，赵局的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太阳穴突突直跳。

“怎么回事？”赵局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目光扫过在场的民警，“为什么会让家属在这里跪着？影响多不好！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负责接待的民警连忙上前，擦了擦额头的汗，快速汇报情况：“赵局，我们劝了快俩小时了，家属情绪太激动，就是不肯进接待室，非要在这里等说法……”

记者们看到局领导出现，立刻像潮水般围了上去，把赵志国团团围住。

“赵副局长，请问对于家属质疑死者非意外溺亡，警方目前有何回应？”

“警方是否考虑重启对‘滨河公园溺亡案’的调查？目前掌握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持意外死亡的结论？”

“家属在公安局门口跪求公道，是否反映了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程序不公或调查不细致的问题？”

一连串尖锐的问题抛向赵志国，像是一根根针，试图刺破他镇定的表象。赵志国毕竟是老公安，经验丰富，面对镜头和追问，依旧保持着镇定，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但眼神深处的压力显而易见。他没有先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拨开人群，径直走向跪地的老太太，然后缓缓弯下腰，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下来：“老人家，我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赵志国。您有什么诉求，咱们进去慢慢说，接待室里有椅子，有凉水，咱们坐着谈，好不好？我向您保证，一定会重视您反映的情况，不会敷衍您。”

老太太抬起泪眼模糊的脸，浑浊的眼睛盯着赵志国身上的警服，盯了好一会儿，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眼神里又充满了不信任和怀疑。她张了张嘴，声音嘶哑地问：“局长？你是大官？你说话算数吗？你告诉我，我儿子是不是被人害死的？你们是不是在包庇坏人？是不是收了好处，就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了？”

赵志国被问得一滞，在案件真相未明之前，他无法给出任何绝对的承诺，也不能随意猜测。他只能耐着性子解释：“老人家，案件还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办案要讲证据，不能凭猜测下结论……”

“证据？”老太太突然激动地打断他，声音凄厉得像是要哭出血来，“我儿子脖子上的印子算不算证据？那天我去停尸房看他，明明看到他脖子上有一圈黑印子，你们为什么不管？为什么说那是水草弄的？我儿子自己说过，他最怕水草，游泳的时候都会离得远远的！”

沈驰心里猛地一动——脖子上的印子？陆衍昨天在会上，也明确提到了死者颈部有疑似勒痕，不符合水草缠绕的特征，建议重新进行尸检。家属的直观感受和陆衍的专业判断，在这一刻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像是两道微弱的光，突然照亮了原本看似清晰的案情。

他知道，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了。舆论已经开始发酵，再拖下去，不仅会影响市局的形象，还可能错过查明真相的机会。局面必须控制，但控制不等于压制，更不能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