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票没有付。另外一个成了俘虏；还有一个在塞尔维亚淹死了。第四个在匈牙利一家医院里死掉了。现在你可以懂得了，如果我这人不是那么活跃，下手不是那么厉害，我怕是会叫战争毁灭了的。你可以说你没有直接遭到危险，但是你看看……”

他把笔记本塞到神父鼻子底下。“你看看，贝诺的玛逖亚斯神父就是一周前死在隔离病房的。我真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揪下来。他欠了我一千八百克朗，却进霍乱病房去给一个对他毫无意义的人举行临终涂油礼。”

“那是他的责任，亲爱的先生，”神父说。“我明天也要去给人举行临终涂油礼呢。”

“也是去霍乱病房，”帅克说，“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那你就能看见什么叫自我牺牲了。”

“神父，”那顽强的人说，“相信我，我已经山穷水尽了。这场战争难道就是为了让所有欠我债的人都消失吗？”

“在受到征召要上前线的时候，”帅克又说，“神父跟我就要举行神圣弥撒庆祝，希望天上的上帝高兴，让第一发炮弹就把你撕成碎片。”

“长官，我谈的是严肃问题，”那蚂蝗对神父说。“我要求你的仆人别来干扰我们的正事，我们才好迅速解决问题。”

“我按照您的意思办，长官，”帅克回答。“请给我专项命令，让我别干扰你们的事。否则，我是会继续维护你的利益的，因为那才符合合格士兵的身份。这位先生说得对，他想一个人离开这里。我也不喜欢闹得难看。我这人喜欢交朋友。”

“帅克，这事闹得我心烦了，”神父说，好像没有注意到客人还在身边。“我还以为这家伙能讲点故事让我们开心呢。他反倒要我命令你别来干扰，虽然你出于不得已已经收拾了他两次。在这样的晚上，在我面前还有重要的宗教仪式需要我集中思想亲近上帝的时候，他却拿个什么一千二百克朗的愚蠢故事来麻烦我，要我分心，使我不能搜索良知，靠拢上帝，迫使我再次告诉他目前我什么都不能给他。为了避免这个神圣的夜晚遭到破坏，我不愿意再跟他说话了。你告诉他一句话，帅克：‘神父是什么都不会给你的！’”

帅克对着客人的耳朵大声喊叫出了那句话，执行了命令。

不过那顽强的客人仍然坐着不肯动。

“帅克，问问他，他打算张着嘴在那儿坐到什么时候？”

“我没有得到钱是不会从这里挪窝的！”那蚂蝗顽强地反驳。

神父站起身子来到窗前说：“那样的话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帅克。你愿拿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来吧，先生，”帅克一把抓住不受欢迎的客人的肩膀。“逢三走运。”

他立即再优美地表演了一次，表演时神父在窗前敲着葬礼进行曲。

这个奉献于沉思默想的夜晚经过了好几个阶段。神父以如此的虔敬与热忱靠近了上帝，到了半夜还可以听见他的寓所里传出以下的歌儿：

排好队我们就出发，

姑娘们哭得眼睛瞎……

好兵帅克也跟着他唱。

在部队医院盼望着临终涂油礼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个老少校，一个是个银行经理——银行经理也是后备部队军官。两人躺在相邻的病床上，都是在喀尔巴阡山上腹部中弹的。后备部队军官认为接受临终涂油礼是他的职责，因为他这位上级军官也盼望接受，他要不接受就是违反军纪。而虔诚的少校却是出于心计。他想像着祈祷可以治好他的病。可是两人都在举行临终涂油礼前夕就死掉了。等到早上神父跟帅克到达时，两位军官都黢黑着脸躺在被单下，跟一切由于窒息而死的人一样。

“我们搞得非常张扬，长官，可他们却死掉了，真泄气。”办公室的人告诉他们那两个人什么都不需要时，帅克嘟哝起来。

他俩的确搞得非常张扬，是坐了出租马车去的。帅克摇着铃铛，神父双手抱着用桌布包好的油瓶，并用油瓶祝福所有路过的人，人们也都脱帽致敬。

事实上脱帽致敬的人并不多，虽然帅克使劲摇着铃铛。

街上的几个天真儿童跟着出租马车跑，有一个还爬到马车后面坐下了。于是他的伙伴们就一起呐喊：“跟着车跑呀，跟着车跑呀！”

帅克摇着铃铛，马车夫用鞭子往车后打。到了佛迪其可瓦街，有个公寓的女管理员（贞女玛利会的会员）跟着马车跑了上来。她在路上得到一次祝福，画了个十字，吐了一口痰，叫道，“车赶得很快，有如跟主同在的耶户〔89〕。可以累得你害痨病的！”然后才气喘吁吁地回老地方去了。

最受铃铛声干扰的是车夫的那匹马。铃铛声准是唤起了它对什么往昔事件的回忆，因为它不断地回头看，还不时地在卵石路上踏起了舞步。

这就是帅克所说的“非常张扬”。这时神父到办公室去解决临终涂油礼的财务问题。他跟后勤军士长算了账，说是部队领导总共应当付他圣油和车费一百五十克朗。

然后医院院长就跟神父吵了起来，争吵激烈时神父还用拳头捶着桌子大叫：“上尉，别以为临终涂油礼是可以免费的。骑兵军官接受命令去种马场选马还给生活津贴呢。我真是很抱歉，那两位先生没有活到接受临终涂油礼，否则还得再加五十克朗。”

这时帅克抱了那瓶圣油在下面的警卫室等候。那油在士兵里引起了真正的兴趣。

有一个士兵发表意见，认为他们的枪和刺刀若用那油擦了，打仗肯定胜利。

一个来自波西米亚的莫拉维亚高原的士兵仍然相信上帝，他要求大家别再谈这类问题，别让圣餐的奇迹卷入争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