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展，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也将由此强大兴旺起来。。。”

可无论叶祖文怎么说，虞洽卿就是不松口，孙衡甫还时不时冷嘲热讽几句：“哎呀，到底是湖南人啊，和我们这些江浙一带的人不一样啊，什么事情都想着国家啊，我们这些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哎哟呦，实在是不好意思的很了。”

看着这些目光短视的上海金融资本家，王振宇真得很想大吼一声：“你们他妈是猪啊，货币不统一，国家就只能是继续混乱下去，你们这帮孙子就满足于自己有钱，然后帮着洋人搞乱中国是吧。”

王振宇想着后世的一些自诩的社会精英不就是这样吗？在洋人面前装孙子，在自己同胞面前耍横，自我感觉还十分良好，动不动就提起自己爷爷的光辉事迹，全然不知道自己是多么渺小和可笑。王振宇看着这个孙衡甫的丑陋嘴脸就觉得有点这么个意思，他现在很想冲动一次，把自己跟前的茶杯一杯子茶水直接灌在这小子脸上。但是他想了想，没这么做，忍了一口气后，王振宇微笑着道：“看样子，今天咱们是谈不出什么东西了，那就先回去休息一下，好好再想想，想明白了，我们明天再谈。”

王振宇刚一起身，就对叶祖文道：“父亲，明天你来谈，我就不来了。”

说完就要走，却被人拦下了：“您好，王委员长，我是上海《申报》的史量才，可以和您谈谈吗？我和邵飘萍先生是朋友？”

原本心里就很不爽的王振宇听到史量才的大名就停步了，笑道：“用不着报邵兄的字号，你史老板的名号在我这里也很好用的，在你的笔下我不是一个封建zhuanzhi的大军阀吗？怎么有兴趣和我谈谈了。”

王振宇的幽默让史量才对他的感观大为不同：“在今天之前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不过现在我更有兴趣和你聊聊了，这里是上海，我请您喝个下午茶吧！”

王振宇笑了笑：“你们上海人还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不过我的身份有些麻烦，所以等会如果安保太繁琐了，你别介意。”

那边王振宇被拉了专访，这边虞洽卿和孙衡甫也离开了会晤地点。

“我说虞老板啊，那个什么狗屁委员长，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他以为他手里有兵就了不起啊，他以为他亲自出面我们就得给他面子啊，还不是被我三两句话给堵死了”孙衡甫一走出会场就很是得意的叫嚣道，全然没注意到附近几个烟贩子冷峻的表情。

“孙老板啊，我说刚才你演的有点过了，说来说去，人家也没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你就急着去反对，这可是很容易把人往死里得罪的啊！”虞洽卿和孙衡甫从会场走了出来，心里感觉怪怪的，他可没有孙衡甫的得意。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王振宇就算在年轻那也是一头真正的老虎，而老虎的屁股严格来说是摸不得的。

孙衡甫想了一下，是哦，貌似王振宇从头到尾也就说而来一件事，而且还没提具体办法，看来自己还是太急了。不过输人不输面，孙衡甫还是强自镇定道：“怕什么啊，上海滩就不该是这些小赤佬该来的地方。不怕的。。。”

孙衡甫上了自己的车就走了，虞洽卿摇了摇头就回府了。

第298章上海行（四）

民国时代的上海滩最不缺的可能就是大亨了，史量才就是其中一个大亨，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大亨，报业大亨。

这个大亨一词出现于清末的上海，是上海方言中专指称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然而“大亨”一词，并不是中国的“土产”。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johnahanson，1803--1882)发明了一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马车命名为“亨生”，亨生几经改良，成为豪华私人马车。随着上海的开埠，亨生豪华私人马车于1880年后进入上海，被称为“亨斯美马车”。根据1900年的统计，当时整个上海拥有“亨斯美马车”者不足10人，而且全部是工部局董事或外商大班。华人中第一个拥有“亨斯美”的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还是花费了数十万两之高价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后来引伸开来又把称雄一方者叫做大亨，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史量才，名家修，祖籍江宁，清同治三年（1864年），其父移居松江府娄县泗泾镇，开设泰和堂中药店，遂入娄县籍。早岁颖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秀才。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年假归里，与地方人士筹款，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蚕学馆毕业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同时，又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曾亲至石湖荡桥梁工地现场擘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响应革命，曾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民国元年（1912年）接办《申报》，任总经理。从民国5年（1916年）还清了张謇等在《申报》中的股款，从而使《申报》摆脱了张謇等影响。

一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