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埋到了脖颈。沙子进入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孔，他差点窒息而死。连卫兵都开始怜悯他，凌晨三点，他们拙劣地将一杯水端到他的唇边。

那天晚上，维克多踉踉跄跄地回到棚屋，安东尼奥起来照顾他。这位年轻人气疯了，焦渴和暴怒令他发狂。对这些卫兵的仇恨几乎喷薄而出，他愤怒得想要杀人。

“尽量想点别的事情。”安东尼奥坐在他床头平静地说，“不要因愤怒而让他们得意。把怒火保存下来，以备将来之用。”

这说起来很容易，但这些虐待狂的行径已经唤起这位热血青年刻骨铭心的仇恨。

春天来了。天空更加碧蓝，太阳升起，灰暗的沙滩转为金黄色，大海映出澄澈的天空。直到这时，人们才想起过去曾经多么热爱海滩。它曾是休闲的地方，孩子们在飞溅的海浪中嬉戏玩耍，而现在这片海岸嘲笑着他们所有快乐的记忆。

但这个春天也带来了最糟糕的一天。消息传来，国民军攻陷了马德里。这件无可避免的事此刻成了现实。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佛朗哥宣布大获全胜。他收到了教皇发来的一封贺电。

在格拉纳达，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佛朗哥的支持者挥舞着旗帜。孔查放下百叶窗，关上店门，回到楼上的卧房内休息。右翼市民在这个城市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多数派，看到他们脸上的喜悦与必胜信念，她难以承受。两天后，她又出现了，透过窗户望着外面她敌视的新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她从来不希望看到。

很多难民必须面对现实：回到西班牙会十分危险，只能继续流亡。新政权不会大赦为反对佛朗哥而战的人，民兵只要踏入西班牙，毫无疑问会被逮捕。很多媒体报道了佛朗哥对敌人的大规模屠杀。最安全的选择是移民国外。

“你为什么不去申请呢？”维克多提议，他刚刚发现亲人已经起航前往墨西哥。

“我不能放弃祖国。”安东尼奥说，“家人可能不知道我还活着，如果他们知道，一定希望我回家。”

“不管怎么做，我们大概也无法得到位置。”维克多说，“我听说撤离委员会收到了很多申请表。”

他说对了。西班牙共和国撤离服务处已经收到了二十五万份申请，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船上的位置，得以离开。不过维克多很幸运。他得到了去南美洲的座位，很快登上了船。服务处的人认出了他父亲的名字，顺利地通过了他的申请。

法国人曾不情愿地为这些难民提供了临时家园，现在则渴望遣返这些异国来客，而佛朗哥也希望难民回国。手提扩音器播放着消息，力劝这些人翻越群山，回到新西班牙。

难民们进退两难。此时，法国面临着德国入侵的威胁，待在法国会有新的危险。

“我唯一不愿意的就是成为希特勒的奴隶。”安东尼奥宣布。他决定冒险回西班牙。他要冲出重围回到格拉纳达。新政权肯定像旧政权一样需要很多教师。离家之后，他每天都在思念父母，想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不断给他们写信，却一年多没收到他们的消息。他希望父亲已经被释放，因为他毕竟没犯什么罪。父母的照片他一张也没带，他们的面容已经在他心中模糊了。他还能想起母亲乌黑的头发和正直的举止、父亲挺出的肚子和卷曲的灰发，但见到父母的那一刻，恐怕已经认不出他们了。

很多人都有这种归家的冲动，他们和安东尼奥一样主动忽视了关于死刑与逮捕的报道。他与另外几位参加过埃布罗河战役的士兵一起启程。大家像他一样急切地要离开法国，在这里，除了敌视，他们几乎没有遇到别的。他们决定翻越比利牛斯山。爬山时安东尼奥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身后这片可憎的海岸。他不知道，在这片蛮荒的沙地上，他闻到的肮脏沙粒的气味和关于那些无理暴行的记忆，会不会终生难以摆脱。

32

安东尼奥朝群山走去，看到一直绵延到菲格拉斯的草原。他原以为看到热爱的祖国会欣喜若狂，然而并未如此。在他眼中，这片地方已经不同了。西班牙是他的祖国，眼前的土地却与往日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国家。他希望回到家乡的城市后，能重新燃起对它的爱。

安东尼奥站在山脊上，望着雄鹰在高高的天空翱翔，不由得向南望去。西南方，离他九百多公里的城市是格拉纳达。此刻，他多么嫉妒能够飞翔的鸟儿。

几个男人一到山里就分开走，这样更安全。安东尼奥的计划是穿过较大的市镇，那样更不为人知，也有更多机会躲开人们好奇的目光。那么多人正在往家乡赶，他肯定也能隐姓埋名地溜回去。他既没考虑国民卫队警觉的眼睛，也未顾及那些告密者——任何新来的人只要有一丝嫌疑，他们就会向当局汇报。

晚上八点左右，他来到吉罗纳郊外，夜色渐浓，似乎十分安全，他选了一条安静的小街，走了进去。两个穿制服的男人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跟上去，询问他的名字。

他没有携带可靠的公文或证件，没穿制服，没戴泄露秘密的红星徽章，从外表无法看出他在最近的战争中支持哪一方。这些国民卫队队员仅仅嗅出了一丝共和国支持者和退役民兵的气息，这足以发出逮捕令。

安东尼奥被关进了菲格拉斯镇附近的牢房，那里的条件可想而知十分粗陋。他走进监狱时，被扔进去的还有一条粗糙的毯子和几支烟。现在，他理解了为什么人们认为香烟比食物更重要。他睡觉的草垫上到处都是虱子，而夜里唯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