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坏事、无伤大雅的策略。

　　可是沈哲子对此却颇为重视，并且对于江虨居然能够想到这一节而深感欣慰，这意味着江虨最起码在宣教、舆论方面的才能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国士级别。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这种叩问哲学根本的问题，看起来像是一种无病呻吟、没有意义的呓语。但是一个人的所有观念、意识都立足于此，人的所有行为及价值取舍都受此支配。

　　譬如后世一个年轻人，哪怕没有经历历史上某些屈辱年代，但每当念及于此，仍然深感悲愤痛恨。因为他是发自肺腑的认同这个出身，认同这个民族，任何施加于这个民族之上的苦难，他都感同身受。

　　江虨这一条策略，如果运用得宜，可以说是高等文明向低等文明入侵的更高一级的手段。杂胡素无信史，但也各有其部族来源的传说，并因此衍生出各种信仰崇拜。这些深入到观念中的认知，是很难通过暴力去摧毁的。

　　暴虐如同羯国石虎并其他一些胡族政权，都要仰仗佛教这一外传蕃教来消弭整合这种观念上的冲突。

　　而江虨所提出的这一方法，相对而言要更巧妙的多，并不是树立一套新的信仰学说，而是通过改变原本就存在的信仰对象来达成意图。

　　“为门第定考，助杂胡治史”，针对关中问题，江虨所提出来的诸多策略大体可以归结为此。当然，助杂胡治史这一项还有待商榷，杂胡本就乏甚史传，落实在实际上，无非是承认他们当下所崇拜信仰的一些目标，然后再将这些目标加以汉化装扮，从而达到影响人观念的意图。

　　这么讲还是有些笼统，后世某个时期，整个世界涌出一股所谓汉学风潮，诸多蜚声国际学术大家针对华夏历史展开诸多研究，并且著述颇多。

　　当然不排除这些人出于对文明传承的景仰或是学术上的追求，但是一件事角度不同、论证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大相径庭。而后世一些年轻人们在没有深厚学养基础和丰富社会阅历之前，接触到这些已经被加工涂抹的历史观点，就会无可避免出现认知偏差，认为事实本就如此。

　　一个信史传承如此完整且丰富的民族，在面对这种涂抹扭曲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更何况那些本就乏甚治史传统的杂胡夷狄。

　　江虨所提出这一条“助杂胡治史”，在沈哲子看来是一个非常高明打压那些杂胡上层精英的手段。表面上看来是通过一些鬼神祭祀，来加强这些胡虏部族凝聚力，实际上是通过这种信仰上的感召、观念上的改变打破这些部族酋长在人身上对部众们所施加的绝对控制。

　　虽然这一条策略短期内难收奇效，但若长久保持下去，效果绝对不会弱。而受此启发，沈哲子也确定了他之后在处理胡虏问题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无史则不为族。

　　换言之，日后那些边野胡虏就算是想要归降行台，则必须要有一个确凿可追的渊源传承，才会被当作一个部族来对待。否则便只能当作杂胡流人，被打散安置。

　　在夷狄之中也树立起一个正统与邪异的概念区别，给他们各自提供一个内斗的理由和动力，未来又可立足于此，建立起一个泛区域的朝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