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能把他的话认真听，当回事呢？

　　一顿洗胃，结果什么也没洗出来。

　　这些情况，后来汇报到肖子鑫那里，肖子鑫一听脸色便阴沉下来了，虽然当面没有直接批评任何人，但他对安心说了一句话，让安心心里一震：“胡闹！”

　　的确，不管是在悬圃县，还是在全国其他地方，不得不承认，警察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力量，必然拥有超越自己权力的力量。然而，基层的那些警察们一方面拥有“特权”，另一方面又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者，这种职业属性决定了警察个体一方面有权力欲的膨胀，另一方面也有职业上的“自卑”——因为他是一个必须听从一把手老大的命令的人。

　　审讯办案，一些重大的案件，虽然县检察院及时介入，但在公检法系统中，法律对警察的约束最弱，虽然有《警察法》及其细则，但其威慑力远远不及公安部的“五条禁令”。

　　呵呵，文件指令高于法律这一情况的产生，还在于实践存在一种悖论：一个国家需要统一的中央立法，统一的法律又不得不经过地方部门的规章法令、行业的规章法令以及司法解释才能具体落实。这使得后者比前者的实际效力更高。

　　谁来监督警察？

　　行业整风和运动式的公安部文件当然是一种途径，但那是上一级警察监督下一级警察的“内纠”和非制度化选择。检察院只有在案发后才能介入调查，是追罚制而不是预警制。

　　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不仅警察的监督是缺位的，就是对警察生态的研究也是缺位的。从来没有一种权力于我们的生活联系得这样密切，可这样一种如此重要的权力却受到了学术界可怕的忽视。在中国，各地政法委书记大都是公安局长，这就造成了警察部门的政治地位超过了司法部门。

　　在腐败开始蔓延时，公共权力的掌有者和行使者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寻求与运用权力的边际效应，如何让“警权”退守到固有的权限之内，居然也成了问题。

　　警察是属于行政序列，但是并不代表警察所享有的侦察权不是独立的。如果确认侦察权是独立的，那么命案必破的行政命令，难免干扰独立侦察权。警察的绩效测量指标，不应该是破案率，而应该是本辖区无案率。

　　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过渡到法律上人人平等，已经成为现实中的迫切任务。办案人员在办案中可能已经触犯了刑律，但按照现有的法律体系，一般规定执法人员享有了过多的权力，而对他们的处罚规定相对比较简单粗糙，落到实处对他们的处罚是很轻微的，这也是警察刑讯逼供、检察院监督不力、法院错判案件不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警察权是否得到应有的控制，是国家文明的标志之一。

　　这其实也是肖子鑫到了县公安局工作当了这几年主要领导之后的一些真实想法与认真思考的结果，但是，他改变不了任何现实问题。

　　扯远了——打住！

　　不过就阮涛这件事而言，肖子鑫心里明白事情并没有至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第三百八八章、拿下阮涛（上）

　　肖子鑫等领导亲自来看王守义，就用行动说明主要领导还是比较重视此人的，小号里没有行李没有枕头，连坐的力气都没有的王守义只得把自己的鞋当作枕头，躺在了冰凉的地铺上。三月份的悬圃县仍是寒气逼人，冻得徐小权瑟瑟发抖，因伤势过重王守义昏死过去不省人事。

　　“起来起来！肖局长看你来了，起来，跟我走——”

　　醒来后只见医院的人、医生、护士都来了，局长肖子鑫看到这个情况十分生气，怎么能把人打成这样呢？？医生和护士在抢救她。这时听到小号里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给医生介绍，王守义昨晚一直昏迷抽了好多次，是小号里的犯人告诉了管教找来了医生，才把抽搐昏迷不醒的王守义救了过来了。

　　这时约已是午夜2、3点钟了。

　　鉴于王守义已经老老实实交代了他跟阮涛之间的所有犯罪事实，包括阮涛是怎样让他联系、暗示狱医屈学强和管教雷永生“放”跑徐小权的，至此，整个案情已经完全清晰了。肖子鑫这次夜里带人亲自来看王守义，一是关照一下被打得不轻的他，二也是对他交代案情的一种肯定。

　　现在看，在徐小权脱逃案中真正有牵连的除了狱医屈学强和管教雷永生、管教董明春和中队长王守义之外，一切背后的那只黑手就是阮涛了。

　　而看守所长于大成，则基本是一无所知，他受到这个牵连与处理，实在有点冤枉。呵呵，意识到这一点，肖子鑫立马电话跟其他一些同志说了，同时，决定撤销原先的那个处理意见，马上恢复于大成看守所长职务，同时，局里也将在近期公开处理阮涛等人的全局大会上，对此做一个说明。不管怎样，作为看守所长，于大成仍然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只是，这个就跟他与阮涛那些人完全性质不同了，也是他重新工作的根本原因。

　　至于王守义，他的交代一方面是被迫，打得受不了了，才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交代了之后好赶紧回家，然后好继续上班。呵呵，这个想法，实话说，实在有点太愚蠢了，可能么？不要说党纪国法，就他参与阮涛策划的让重大犯罪嫌疑人成功从看守所脱逃一事的犯罪性质来看，就是肖子鑫想保他，都不可能了。何况，肖子鑫怎么可能保这样一个之前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