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急忙打听清楚方位，箭一般向出事地点跑去。

　　肉食品摊上，一凶神恶煞般的大汉拎着剔骨刀正沿街追杀一青年，人们纷纷惊慌躲避，肖子鑫等人飞奔上前，高喝：“警察！快放下刀！”凶恶汉子哪肯当众罢休，被杨强等人邪刺里扑上去，七手八脚将其按倒在地，抓了个“现行”，刚刚纷纷躲避惊魂甫定的人群又迅速向这里聚拢看热闹……

　　“把他先弄回去，审讯！剩下的人员，马上按照计划，下去走访……”

　　各小组深入下去，到各家各户走访调查，但工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顺利，换句话说，很难开展。成天被各种不法分子吓得提心吊胆的群众和受害者家属，心里没底，又想报仇申冤，又怕像过去一样民警们一走，当地派出所也不管，遭到更大的报复和伤害。因此，工作异常难做。

　　肖子鑫对此忧心如焚，这里的老百姓，实在是让一些杀人不眨眼的现实吓怕了！

　　“难道，这能怪群众没有觉悟吗？”

　　要不是他带队亲眼所见，有关大国县巴沟镇大白天当街杀人没人管的现实还真就半信半疑，现在，他到这里的头一天就遇上了……

　　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血酬”？？

　　“所有规则的设立，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笔者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体现了吴思的这条“元规则”。）还有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谁不清”，兵是什么？兵就是强权，秀才就是知识，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权力的附庸，在权力面前毫无力量可言。

　　在一个当地派出所几乎推动了威慑力量的时候，社会治安想不乱都难！

　　当晚，肖子鑫立即召集参战领导及各小组负责人开会讨论，协调白天了解到的情况，分配即将开始的各项任务和措施。

　　在会上，肖子鑫重点说了一些自己的感受与看法，大家也都谈了对这些地区的无奈！

　　但是，基本看法是一致的。

　　“元规则”这个词，用以称呼那些决定或者选择规则的规则，位于更高和更抽象层次的规则。在《大明律》的制定过程中，决定和选择法规的规则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晚清的频繁变法中，这条元规则再次清晰地显露出来：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无论胜利者是洋人还是女人。

　　成吉思汗的铁蹄践踏欧亚大陆，他和他的子孙到处立法，只是因为他掌握了最强的暴力，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元规则：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

　　总之，从肖子鑫当上公安局长那一天开始，太多的这方面案例和经验都让他明确地认识到，现在的老百姓们生存的大环境实在是太难了——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

　　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

　　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

　　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贴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的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选择。

　　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报酬，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

　　那么，在一个跟悬圃县同样处在大山里、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大国县，政府尤其是当地公安机关——象肖子鑫的前任丁卫东那样无所作为、甚至于胡作非为，把社会治安“治理”成这样，老不信们当中必然要有不怕死的人站出来反抗，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杀人放火又能怎么样呢？

　　人性本来就是残酷的，从生存竞争的角度来看，那些有生命的个体或团体，投入自己或他人的性命，动用各种策略，争夺生存资源。竞争造就了资源分配的规则体系，在体系中的真实位置又注定了个体或团体的性质。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学者吴思在《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一文中说：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

　　靠血酬。

　　血酬是对暴力的报酬，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利息是对资本的报酬、地租是对土地的报酬。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抢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比如绑票，其价值取决于当事人避免祸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

　　学者吴思在史料中发现了“土匪种地”和“土匪保护老百姓”这样的现象。通过研究，他发现：一、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即匪变官；由土匪来保护农民，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

　　二、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即官变匪；如1918年四川的军阀混战16年，六七个暴力集团在这片土地上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任命官员、征收赋税，不经该地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

　　三、随着血酬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即匪变民；匪变民的条件有两个：首先是官方对土匪的打击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