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马强就有一批小小的追随者。每天早晨，还没起来，就有一些小伙伴背着书包等候在他家了。那时家穷，没有什么好吃的，那些个个鼻子底下挂着两筒黄鼻涕的同学毫无怨言地等待着小“统帅”起床，然后领着他们上学。

　　可是，没有好吃的便没有吸引力，任凭同学们天天在等待，马强就是不愿起来。

　　母亲便一次次地在他耳边督促他起床。

　　有的时候，千呼万唤也不起，可只要母亲说快起来，妈妈给你做了什么什么好吃的，马强的神经准会立刻被吸引，扑愣一下子就从没有炕席的土坑上坐起来，披着被窝大声问：“在哪？在哪？”

　　有时是真的，面前有一个煮熟的鸡蛋或咸鸭蛋。

　　而大多的时候，眼前什么也没有。

　　母亲实在是不愿看见小同学们齐刷刷地站在儿子的枕头前，眼巴巴又毫无怨言地等待着。

　　贫贱磨练坚忍，苦难塑造个性。

　　在经过了无数个穷苦的日子之后，马强长大成人。同时，这个自小就在贫民中生活的孩子也在儿时的摸爬滚打中养成了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又唯我独尊的品性。

　　一九八三年，他初中毕业，正好赶上部队招兵，父母希望他出去闯一闯，马强更是跃跃欲试。于是，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他成了一名光荣的共和国军人。

　　马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而且肯于吃苦，这在以组织纪律严格和习武为业的军队里，类似马强这样能文能武（以武为主）的人才确属凤毛麟角，因此也就格外显得突出。然而，四年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彻底抹去他渗入骨髓和血液中的劣根性。

　　四年后，当他带着强健的体魄和没有修补好的灵魂回到家乡岭南县（当时岭南尚未撤县设市）时，好象得意洋洋地做了一个梦突然醒来，怎么想也不大能叫他心里感到舒服。马强的怨气来自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事实：当年一起出去当兵的人有的入党提干，有的还留在了部队，而自己这个从学生时代就经常扮演“解放军总司令”的角色就这么灰溜溜地回来了，什么也没捞到。

　　他马的，反倒是当年总当“特务”、“坏蛋”的小伙伴倒混得比自己强。

　　他固执地认为提拨干部或入党应当是公平的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他唯一没有意识到的重要标准就是部队在这些事情上看的是真本事而不是耍嘴皮子。

　　当兵时，跟着部队野营拉练到处跑，执行任务，所到之处畅通无阻，煞是威风神气，又因为脑瓜活，军事技术好，模样标致，同志们都说他活像当时正在全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里面的霍元甲，一来二去，人称“马大侠”。

　　可是，一九八七年马强复员回到家乡，情况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他被组织上分配到粮食部门工作。

　　没当兵时，在家拖着鼻涕放牛放马放驴放猪也挺知足，就是放一辈子可能也说不出什么。可是，当完兵如今再回到农村老家，别说让他放牛放马放驴放猪，就是让他到粮食企业去挣工资，马强都觉得怨气冲天，屈材了。

　　毕竟见过了世面，毕竟见过了外面的花花世界，也毕竟对比出了过去放牛放马放驴放猪的屈辱与卑微。更何况，农村来的兵按政策本来不安置，哪来回哪去，可有的走后门竟进了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门子硬根子粗有的还直接进了政府机关，却让背个绿背包回到家乡的他到“粮食”去报到。

　　口袋里装了3000元复员费的马强，心里窝了一肚子气。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沐浴全国。

　　岭南原本是黑吉两省交界处一座鲜为人知的农业小县，人口仅二三十万。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当改革开放好像龙卷风一样猛烈冲击着天朝古老的城市和乡村时，小城也展现了奇迹与风采。给岭南小城带来经济大繁荣契机的不是原始农业，不是掠夺式开采矿产，而是千载难逢的巨大无形资产——撤县设市。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的同时，道路拓第七百零一章、开创江山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强忙里偷闲还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圣罗兰夜总会”，初尝了自己当经理，领导别人的美妙滋味。

　　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在家乡岭南犯了事而不得不亡命省城，他的眼界不会如此开阔。

　　如果不是眼界大开，他同样不会产生后来更大的雄心与抱负。

　　自然也就没有后来省城马强黑社会犯罪集团案的发生了。

　　马强认为：统治，是高于一切的！

　　手下必须有一帮人，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他人约束。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一个字：

　　打！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想打出自己的地盘和天下，首先要有人，有了人，还要有枪；有了这两样儿，才会有人惧怕你，才会有人投靠你，才会有更大的实力和资本立足于省城，打出属于他马强的财富和名气来！

　　不过，头脑冷静的马强可不是个冒失鬼儿。吃一堑长一智，想法有了，他并不急于行动，而是暗中为这些令人激动的想法最终实现做了大量准备。

　　因为他明白，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充满了荆棘与凶险，闹不好随时都有重蹈旧辙，被国家**机器打掉的危险。

　　因此，在网罗人员，购置武器，并以“圣罗兰夜总会”为基地培植帮伙成员的同时，他还跟哥哥表示，无论走什么门路，花多少钱，他都希望哥哥能启动他在省城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