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的，春节前就躲到别处去了，连春节都没在家过。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令曾思涛想不通的是，为躲皇粮国税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庆东出现了。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农村干部凭啥这般凶呢？曾思涛在乡里工作过，知道在农村向农民征收的主要费用项目简称是“三提留”、“五统筹”。“三提留”是指由村一级组织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管理费；“五统筹”是指由乡一级政府收取的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和民办教育方面的费用。曾思涛听了周大志说的情况估算了一下，他们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一十三元一角七分，农民们没钱，对于这个数字记得比什么都牢固。国家早就明确规定提留款不得超过农民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们那里都快达到三分之一了，这肯定是严重违背了国家的政策了。

　　他们去乡里县里反映上访，结果回去后领头的却被派出所给打死了，周大志也是去上访的当事人之一，内情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曾思涛就让他详细的讲讲情况。

　　“咱们村里有个叫王怀青的年轻人读过书，很有见识，对村里收这么多的提留款很不服气，他详细研究了过去几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悄悄到村里宣传，后来我们几个胆子大的就在一起商量想办法解决这事，商量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说，何况咱这是按国家的规定向上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上县！’王怀青给我们这样说。。

　　他这么一说，渐渐地，屋子里气氛开始变热闹了。有人说我们那村支书蒋福堂将村民们集资建成的水库，私自出租给别村的人，就没见钱的影子，从中捞取租金几千多元；而且，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钱物，都不入帐，或是故意弄成一笔糊涂帐。

　　不一会，大伙就从村干部扯到了乡干部，你一句我一句，话音儿不落地似炸开了锅。有人说，乡里杨乡长的儿子，仰仗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多次操着电棍，拎着手铐，跑到我们村乱要各种钱款。前年我们乡里受灾，上边规定不准再向受灾的农民索取任何‘提留’，但杨乡长的儿子却带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进村，强行抢夺村民的钱物。现有谁躲在家里不开门，就支派打手用脚踢门，分文不能少，抢得钱财后，便领着一帮人下馆子，吃喝的花费回头还要从村民们的集资款中扣除……

　　大家越说越来气，最后望着王怀青，请他拿主意。王怀青就对我们说：‘要告人家得有证据。咱们可以到乡党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里的收入帐目。’

　　这天，王怀青就同我们几个人一起找到了乡党委，向乡里的李书记讲了村里的问题和查帐的要求。李书记还是认真看了看我们递上去的‘提留’表，说是多提留了。先让乡里合议一下，等两天给我们答复。

　　两天过去了，乡里没有动静；又过了两天，又过了两三天，在一次有我们村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吴大云，突然要我们村的村支书就多收提留款的问题在会上作个‘交待’。蒋福堂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没啥好在众人面前交待的；听说是村民把他告到了乡里，要查帐，就怀疑是我们村里有人眼红他盖起的几间大瓦房，当即在会上讲了狠话：‘有人要清我的帐，还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说，凭我的收入买不起小四轮拖拉机，盖不起大瓦房，买不起盖不起，可我就买了盖了，这是我的本事！你们穷，活该！想跟我搞，你们怕是不想活了！”

　　一个村支书，竟敢在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如此狂言，实在是让我们都很吃惊。可是，乡里的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一传开，我们村的人肺都要气炸了，都忍不住说道：“党的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春节的时候许多人也沉不住气了，纷纷又跑来找王怀青，这才现王怀青整个春节在忙着写控告信。他比照着国家的政策规定，把我们村里和乡里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的种种做法都写了出来，写得很详细。

　　大家都被王怀青的行为感染了，大家觉得不反抗就会没活路了，县里的单位春节后开始上班的前夜，村里的人就你八角、我一元地凑足了路费，然后悄悄把我们几位村民代表摸着黑送出村。到了县里，是县委办公室刘主任接待我们的，看了控告信，他也很吃惊，感到我们反映的情况，十分严重，很快向县委记作了汇报。记也见了我们，态度很严肃，说：‘我们会尽快让乡里落实清帐小组的事，对你们响水村干部的帐目进行清查；对你们反映的你们武阳乡政府的情况，也会很快予以核实、处理的。’

　　大家对记的答复让十分满意，考虑到大伙凑起的路费不容易，该省一分一厘全得省，大家不敢在县城多耽搁，王怀青就领着我们挤上车回村里，在车上大家满怀信心和喜悦地回味着县领导的话，觉得这回总算是有希望了……”

　　周大志看样子也读过几年书，讲得很有条理，曾思涛点点头，周大志叹了口气，歇了一下，继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