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张处长一起，去了响水村最穷的那个生产队，村民们可能昨天已经听说了中央来人了，一见调查组的人，很多村民都围了过来，一个个面有菜色，衣衫褴褛，接着生了一幕让曾思涛以及所有调查组的人都惊呆看了，这些人一来先就是长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蹒跚、白苍苍的老人。看着跪下去的黑压压的人群，曾思涛的心受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震撼，男儿膝下有黄金，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实在是生活难以为继，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

　　曾思涛和调查组的人忙把他们都扶了起来，几个老人哭诉着他们生活的艰辛不易，让所有调查组的人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家里杀一头猪，卖掉半头交提留都不够，有些家实在是没办法，就几家商量，卖掉一两条耕牛，一起凑着把提留交了，然后几家共用一条耕牛，耕牛在农村那就是农民的命根子，要不是实在没辙，谁也不会把耕牛卖掉。曾思涛问起在一边看热闹的小孩，怎么没去上学，大家都七嘴八舌的说，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起，那里有钱让小孩上学，队上的小孩几乎就没有上学的，有的根本就一天都没上过学，有的没上多久就辍学在家，国务院法制局农业处的副处长黄美娟是个干练的中年女人，一直很坚强的样子，听见小孩们都不能上学，这时候母性大，在那里哭得很厉害。

　　曾思涛和调查组顺着路随机的走访了几家人，家里几乎都是一贫如洗，看着一个个望向他们希冀的眼神他们被压弯的脊梁和被扭曲的灵魂，使联合调查组的每一个人无不在吃惊之余陷入到长久的沉思。村里出来，回去的路上，大家的心情更沉重，都不愿意说话。

　　“真该让他们县里的领导来亲自看一看听一听群众们的呼声。”李处长闷闷的冒出一句。

　　“这么穷还这么狠收，实在是太……太没有人性了，这里人多地少，除了要减轻负担，还要给他们找出路，增加点收入，不然他们的日子还是会很艰难。农民们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只是他们苦于无法找到挣钱的门路，县里乡里应该给他们找门路，想办法，比如以工代农就很好，省团委、市里三番五次要下面组织农民出去务工，其他很多县的劳动局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中心，和沿海达地区进行联系，把县里的富裕劳动力输送出去，像临近的云洁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去年他们外出务工的人员从邮局汇回来的钱已经上亿了，上亿啊，能让多少家庭日子过得更好？这件事我经手下的文件就有三次，山雾县里根本就没重视，像这样闭塞消息不畅的地方，特别是像这些很贫困的家庭，出去找不到活做，来回的车船费他们都吃不消，这样的事情就是不成立劳务输出中心，让县里的劳动局和沿海一带的劳动局联系，看那些工厂需要用人，联系好了，再送一些人过去，这样农民们心里也踏实，就花点电话费，最多就是还花点差旅费，跑一趟沿海地区，只要农民在那边站住脚了，就会招呼亲戚朋友过去，只要出去个几批，出去的赚了钱，后面不用说，他们自然就会出去，是解决他们目前困难的最好办法。难道县里乡里连这点钱都挤不出来？这样不需要投入、不需要什么本钱的事情我就不明白山雾县为什么不去做，只知道乱收钱，就从来没考虑为农民们办点事情……”

　　曾思涛也是受了刺激，忍不住对山雾县里有些火气。

　　“我看这里出这么大的问题，不但是乡里，就是县里的工作也是很成问题的……小曾对农村这么熟悉，看样子在农村工作过不少时间？”黄美娟也忍不住说道。

　　“我在农村只工作了不到一年，就调到市里了，不过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看了这里的情况心里堵得慌。”曾思涛这世是农村出身，自然算是农民子弟。

　　“我也是看见他们这么苦，心里着急，市里的领导下来看看，看看山雾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作为一个庆东的党员干部都感到羞愧……”

　　几个人不再说话，路过村里的学校，村里人说学校已经没了，并到邻村去了，孩子上学要到邻村去，上学很不方便，每天上学要走将近半小时的路。

　　“这是苦了一代还要苦下一代啊，这么多小孩读不起书，将来怎么办？你说的劳务输出的办法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要让县里尽快动起来。”黄美娟的心情看上去也很沉重。

　　曾思涛重重的点点头，大家都唏嘘不已。

　　“小曾，抽个时间，我们再好好谈谈你说的那个村务公开和村务民主制度。”李处长说道，看来他对曾思涛说的很感兴趣。

　　在村里和调查王怀青被打死的人员汇合，两组调查的人都很沉重，大家默默的上了车。

　　田安华晚上的时候说起调查王怀青被打的事情也是气愤填膺，曾思涛虽然听周大志说过，但是详细的情形，周大志也不清楚，周大志已经回村里了，见了曾思涛也不敢打招呼。

　　田安华说起被打的经过，王怀青不肯认错，几个人就要收拾他，要他靠着墙做手倒立，王怀青不干，几个人就要强行要他做，王怀青虽然读过十几年书，但人高马大，平常又是下地干活的，很有几分力气，几个人按不住他，一个叫易忠利的联防队领头的进来看见几个人都按不住，出门就拿个棍子嘴里骂骂咧咧的就往他身上使劲的招呼，王怀青躲闪不过，身上就挨了几下，痛的他忍不住叫着，但是王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