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文斌看着地上这堆实实在在的物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简直是雪中送炭！他一边吩咐白副场长带人仔细清点，一边目光不由自主地又瞟向了卡车的货厢。虽然卸下来不少，但看那架势，车厢里明显还剩了不少东西，堆得依然满满当当。

他心念一动，不动声色地把刘正茂拉到旁边稍微远离人群的地方，压低声音，脸上带着诚恳的、甚至有点讨好的笑容，低声请求道：“刘同志，真是太感谢你了！你送来的这些，可都是我们农场眼下最需要、最难搞到的好东西！我代表农场几千职工家属，谢谢你！不过……你看，我们农场人多，摊子大，这点东西一分下去，其实也没多少。我看你车上……好像还有不少货？能不能……再给我们匀一点？哪怕再多几箱胶鞋或者肥皂也行！价钱好商量，或者我们农场用别的特产跟你换？”

刘正茂早就料到可能会有这一出。他脸上立刻露出一种既理解又为难的严肃表情，同样压低声音，用非常郑重的口吻回答道：“满书记，您为农场职工谋福利的心，我完全理解，也非常敬佩。但是……不瞒您说，车上剩下的这些物资，是另有重要用途的，是……外事物资。我们这次过来，除了接人、慰问，还肩负着别的涉外任务。车上的东西，是计划好要用于外事交换的，一根线、一块肥皂都不能动。这是原则问题，您和我，都无权处置。”

刘正茂特意把“外事”两个字说得很重，而且语气坚决，不留余地。

七十年代，“外事无小事”的观念深入人心，涉及对外事务，尤其是“援外”、“交换”等，往往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和纪律要求。满文斌一听是“外事物资”，心里那点“再多要点”的想法立刻像被浇了一盆冷水，瞬间熄灭了。他可不敢在这种事情上打马虎眼，万一捅了篓子，责任他可担不起。

“哦！原来是外事用途！明白，明白！”满文斌连忙点头，脸上的表情也从刚才的“请求”变成了“理解”和“后怕”，“是我考虑不周，唐突了。刘同志你别介意，这事就当我没提过。外事要紧，外事要紧！”

见满文斌打消了念头，刘正茂心里松了口气，脸上也缓和下来：“满书记能理解就好。咱们都是为了工作。”

清点工作很快完成，数量与刘正茂报的一致。满文斌把刘正茂请回办公室，亲自拿出农场的信笺纸，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张收到捐赠物资的收条，详细列明了物品名称和数量，然后郑重地盖上了“彩云省农垦总局岛弄农场革命委员会”鲜红的大印。

仅仅几天时间，这位年轻的刘同志就能从遥远的江南省调来一卡车紧缺物资，而且谈吐不凡，处事老练，还隐约涉及“外事”，满文斌心里已经断定，这个小伙子绝非等闲之辈，在江南省肯定有不小的背景和能量。他有意结交，便主动提出：“小刘同志，以后说不定我们农场这边，还得麻烦江南省的同志帮忙。你看，咱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以后也好联系。”

刘正茂正有此意，立刻爽快地把自己在江南省城能联系到的电话和地址告诉了满文斌。满文斌也留下了农场办公室的电话。

办完捐赠手续，建立了联系，刘正茂这才看似随意地提起另一件正事：“满书记，公事办完了，我还有个私人的小事，想麻烦您一下，不知道方不方便？”

满文斌心情正好，而且刚刚承了刘正茂一个大人情，闻言立刻热情地说：“小刘同志，你太客气了！有什么事，尽管说！只要是在我们建设兵团内部，不违反原则纪律的事，都没问题！” 他这话说得很有水平，既显得爽快，又提前划定了底线——不违反原则。

刘正茂笑了笑，说：“肯定不违反原则。是这样，我们江南省这次派我过来，任务之一，也包括找到熊启勇和刘捷这两位同志，并为他们办理相关手续。虽然他们……后来情况比较特殊，人暂时没找到，但他们的档案关系，按程序还是应该转回原籍。我想，能不能把他们两个人的个人档案，让我带回江南省去？这样，我也好向上级领导汇报，就说人暂时没找到，但档案关系已经清理转出，算是对任务有个初步的交代。您看……这个操作，符合规定吗？”

满文斌听了，摸着下巴沉吟了片刻。熊启勇和刘捷是1970年擅自离境、长期未归的知青，按照国家当时的政策，这种情况通常被视为“自动脱队”甚至“叛国”，其国籍、身份早已被取消或处于悬置状态。他们的档案留在农场档案室里，也只是一堆“死材料”，占地方，没什么用。现在江南省方面主动要求把档案提走，等于是帮农场清理了历史遗留问题，而且理由正当。

这对于满文斌来说，是顺水推舟、惠而不费的事情，还能再卖刘正茂一个人情。

“嗯……这个事嘛，”满文斌缓缓开口，“按国家规定，他们这种情况，档案留在我们这里确实也没用了，属于待清理的历史材料。既然你们江南省方面需要，作为原籍地提走档案，完善手续，这个……原则上是可以的。这样吧，我让办公室的同志，去档案室把他们两个人的档案找出来，你写个收条，签个字，就可以带走了。这也算是我们农场，对江南省工作的一个配合。”

刘正茂本来以为这事可能需要费点口舌，甚至要动用一下刚建立的“交情”，没想到满文斌答应得如此爽快，心下大喜，连忙道谢：“那真是太感谢满书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