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见这位白副场长一口否认，便又拿出丽瑞县知青办开具的那份证明，放在桌上：“白场长，我们来之前，刚去过县知青办。这是他们出具的证明，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熊启勇和刘捷两位同志，于1967年12月分配到了咱们‘岛弄橡胶农场’。您这边说没有，县里说分过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白副场长的语气变得不耐烦起来，甚至带上了点火气，“我说没有就是没有！知青办说分过来了，你找他们要人去！我这儿没人！”

“白场长，我们是来做正经的政调工作的，手续齐全。麻烦您，能不能帮忙查一下农场的历史档案或者名册？看看他们当初是不是真的分配过来了，或者后来有没有变动？”刘正茂强压着性子，尽量用商量的口气说道。

“不用查！”白副场长把手一挥，语气生硬，“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你们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这已经是明确的逐客令了。

考虑到后续可能还需要和农场方面打交道，刘正茂现在不能把关系彻底搞僵。他深吸一口气，退让一步，说道：“那好吧，白场长，可能您一时记不清了。我们下午再过来，麻烦您再想想，或者帮忙问问其他老同志。”

“不用再来了！这里没你们要找的人！”白副场长的态度越发强硬，几乎是把他们往外赶。

刘正茂不知道的是，这个橡胶农场情况特殊。它以早期转业、退伍的军人（工人）为主体，知青只是补充。割胶是繁重且需要经验的体力活，农场实行的是集体核算、平均分配的制度，干多干少，在收入上体现得并不明显。起初，大家还能凭着一股热情埋头苦干，但时间一长，难免有人开始“磨洋工”，出工不出力。这样的人一多，农场原本能完成的割胶任务，在人数没少的情况下，反而渐渐完不成了。

用农场管理层的话说，就是“人手不足”。尤其是到了1976年，还在农场的知青们，最初的激情早已消退，思乡情切，人心浮动，不少人想方设法要回城，甚至出现过不办任何手续就偷偷跑回老家的例子。

现在刘正茂拿着省里的介绍信，大张旗鼓地来“调人”，如果让其他知青知道了，必然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波动，人心就更散了。而这位白副场长，恰好是分管生产的，他最头疼的就是人手不足、任务完不成。如果再有知青被“名正言顺”地调走，他的生产压力只会更大。所以，他打定主意，想快点把刘正茂他们打发走，绝不能开这个口子。

刘正茂和杨从先无奈，只能先离开场长办公室。站在场部门口，刘正茂正在琢磨接下来该找谁打听，一抬头，却看见不远处有个人正躲在树后，使劲朝他招手。

刘正茂愣了一下，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用眼神询问：是在叫我？

那人连连点头，表情急切，同时用手指着场部后面更远处的一片橡胶林的方向，示意刘正茂去那边。

刘正茂心中一动，立刻会意。他对杨从先使了个眼色，两人不动声色地上了车，发动引擎，朝着那个人手指的方向缓缓开了过去。

当汽车开出农场办公室的视线范围，拐过一个弯后，刘正茂便把车停在了路边一片橡胶林的阴影下。他从后视镜里看到，刚才那个在远处招手的人，正喘着粗气朝这边跑来。那人跑到车边，毫不犹豫地拉开右后车门，一屁股坐了进来，开口就带着埋怨：“哎呀，同志，你开这么远干啥？累死我了。”

杨从先转过头，和刘正茂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都从后座这人脱口而出的话语里，听出了明显的江南省城口音，带着那种熟悉的腔调，在这千里之外的彩云边陲，显得格外清晰。

“同志，你找我们，是有什么事吗？”刘正茂透过后视镜，看着后座那位气喘吁吁、面色黝黑的中年男子，平静地问道。

后座上的人没有直接回答，反而反问：“你们……是江南省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江南省来的？”刘正茂同样反问，心里提高了警惕。

“刚才你们车子停在农场办公室门口，你们下车问路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不远，听到你们说话了。”后座的人解释道，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

“你……也是江南的知青？”刘正茂继续问道，心里已经有了几分猜测。

“是，是啊！”后座的人连忙点头，声音里带上了明显的感慨，“我到这里已经很多年了……刚才在那边，突然听到家乡话，感觉……好亲切！我姓谷，是67年那一批下放到这里来的。”

“谷知青，”刘正茂把身体微微侧向后方，目光直视着他，“你特意找我们，到底有什么事？”

“同志，”谷知青也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试探着问，“你们……是来这里找人的吧？”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刘正茂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反而追问。身处边境地区，面对一个突然出现的、自称老乡的陌生人，必要的警惕是必须的。

“咳，这也不难猜。”谷知青干咳一声，找了个理由，“到我们农场来的人，除了少数是来拉橡胶原料的货车司机，基本上就没别的事了。你们开的不是货车，那就……很可能是来找人的概率大一点。”他当然不敢说，自己刚才躲在办公室外面，把里面的对话听了个一清二楚。

当刘正茂听到谷知青说他是1967年下放到这里的知青时，心里就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