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世界——所有好玩的笑话，有趣的巧合，以及世界的谜团，都不是壁画或镜子所耍的把戏，而是那些吸毒喝酒到昏沉沉、飘飘然地将忧欢离合抛诸脑后的客人，在自己的想像中重新找回了黄金岁月，他们满心喜悦地以为自己解开了那个失落世界的玄奥，而把心中的谜团与眼前的复制品混为一谈。尽管这位鼎鼎有名的帮派大哥是这么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却曾有人看见他在星期天早上，开心地加入一群小孩的游戏，玩着“找出两幅画中的七个相异处”。这群孩子由欢场小姐所生，他们边玩边等待疲倦的母亲带他们去贝尤鲁，看日场的儿童电影。

不过，两面墙上的相异处、特殊含义，以及迷惑人心的扭曲变形远不止七个，而是无穷无尽。第一面墙上的伊斯坦布尔景色，虽然技法类似那种画在地方市集的马车和帐篷上的图画，但在镜子的修饰下，却吓人地神似阴森诡谲的刻版画。壁画的角落里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鸟，在对面镜子的呈现下，变成一只懒洋洋拍着翅膀的奇珍异兽。壁画中，古老的木造别墅未上漆的外墙，在镜子里幻化成为骇人的面孔。游乐园和旋转木马在镜中显得更为生动鲜明、色彩缤纷。老式的街车、马车、宣礼塔、桥梁、凶手、布丁店、公园、滨海咖啡座、公共客运渡轮、铭文和箱子，全都转化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的符号。一本黑色之书，被壁画画家本人恶作剧地塞进一个瞎眼乞丐手里，到了镜子里，它却变成一本二部曲，一本蕴含了两种意义和两种故事的书；然而，当你看着壁画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本书充满了一致性，而它的奥秘就迷失在书本之中。有着红唇、睡眼、长睫毛的本土电影明星，被画家以游乐场涂鸦的技法描绘在墙上，然而到了镜子里，她们却转而成为困苦坚毅、乳房饱满的国母形象；接着，当你再回头，阴郁地一瞥原本墙面上的图画时，你将会又惊骇又欢喜地认出那个母亲的形象并非陌生人，而是与你同床共枕多年的结发妻子。

但享乐宫里最让人心神不宁的，是镜中的脸。画家的作品中有数不尽的人，走在桥上、街道上，他们的脸随处可见。然而反映在镜子里时，这些脸却呈现出新的意义、奇特的符号和未知的世界。先看一眼壁画，再转向镜子，困惑的客人会注意到，当某个人的面貌映照在镜子里时（某个极其平凡的普通人，或是某个轻松自在戴着瓜皮帽的家伙），他的脸上却爬满了符号和文字，变成了一张地图，或是一则遗失的故事的线索。这让某些观者——在丝绒椅子之间来回踱步的他们，此刻也成为镜中影像的一部分——不禁觉得，他们暗自参与了一个只有少数精英才知晓的秘密。每个人都明白，这些被欢场姑娘当帕夏一般伺候的精英分子，若不找出画中的秘密绝不会罢休，为了寻找谜底，他们已为各种旅程、冒险与自愿参加的竞赛做好了准备。

多年以后，在黑道大老板消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秘密中，而享乐宫也沉沦以至于名声败坏后，又过了很久，某一天，警长突然来访，年老色衰的欢场女子看了一眼他饱经风霜的脸，才明白他也是前面提及的那种不安的灵魂之一。原来，警长准备重新调查那场恶名远扬的西西里广场谋杀案，他想再看一次镜子，寻求帮助。然而这时他才得知，在一场冲突中——不是为了女人或金钱，大概只是出于无聊——那面巨大的镜子被闹事者拆了下来，摔得粉碎。就这样，站在玻璃碎片中，即将退休的警长，再也没办法查出凶杀案的主谋，也永远找不出镜子的秘密。

34不是说故事的人，而是故事

我的写作相当于大声思考，迎合我自己的性情，而不管听者是谁。

——托马斯·德昆西《一个鸦片瘾者的自白》

电话那头的人在定下阿拉丁商店门口的约会前，给了卡利普七个不同的电话号码。卡利普有信心认为其中一个号码定能让他找到耶拉和如梦，他甚至可以想像那些街道、门阶，以及与他们再度重逢的公寓。他知道一旦见到他们，就能得知耶拉和如梦躲起来的原因，而他将发现一切从头到尾都是如此的合理及正当。他确信耶拉和如梦会说：“卡利普，我们一直在找你，可是你既不在家也不在办公室。电话没人接。你跑哪儿去了?”

卡利普从坐了好几个小时的椅子上站起身，脱下耶拉的睡衣，梳洗一番，刮了胡子，然后换上衣服。透过镜子，他端详自己脸上的文字，发现它们如今不再像是某个神秘故事或疯狂游戏的延续，也不再像某个让他怀疑自己身份的视觉错误。就如同摆在镜子前方的旧刮胡刀片，或由施云娜·曼卡诺代言的粉红色丽仕香皂一样，他脸上的文字也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一份《民族日报》已经从门缝里塞进来，他看着自己的文字出现在耶拉的老地方，好像在看别人的文章。既然它们是刊登在耶拉的照片下，想必是耶拉的文句。但另一方面，卡利普也知道这些句子是他自己写的。然而这对他而言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它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清晰明了的世界的延伸。他想像耶拉正坐在其中一间他手上握有地址的公寓里，阅读着自己专栏中别人的文章，不过卡利普猜想，耶拉应该不会视其为欺诈或对他的人身攻击。很有可能，他甚至认不出那不是自己的旧作。

吃过了面包、鱼子酱、白切牛舌和香蕉后，他想更进一步加强自己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