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每样东西，想杀死把他推入这个处境的每个人。正当他打算把电话从墙上拔下来丢出窗外时，这台机器响了。

是易斯肯德。他已经跟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人说过了，他们非常兴奋，今晚将会在佩拉宫饭店等耶拉到来，他们已经布置好一个房间以供录像。不知道卡利普联络上耶拉了吗?

“对啦，对啦!”卡利普说，被自己的暴躁吓了一跳，“耶拉准备好了，他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揭露。我们十点在佩拉宫见。”

挂上电话，他内心激动，在恐惧与快乐、焦虑与平静、复仇快感与兄弟情谊之间来回摆荡。他飞快地在笔记本、纸张、旧文章和剪报里面翻找，搜寻着什么，尽管他也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某个暗示，以证明自己脸上的文字存在?可是那些字母和它们的意义是如此明晰，无须任何证明。某种逻辑，协助他选择该说什么故事?然而，除了自己的愤怒和激动之外，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事物。某些范例用以阐释这个谜的美?但他明白，他只需带着自信说自己的故事就已足够。他翻遍橱柜，把地址簿迅速浏览一遍，读了读那些“关键句”，看了一下地图，瞥了几眼大头照。正当他埋头在戏服箱里探寻时，突然深深后悔自己竟然打算故意迟到，于是，他匆忙冲出门外，时间差三分九点。

九点零二分，他缩着脖子钻进阿拉丁商店对面大楼的黑暗门廊，然而，对街的人行道上并没有任何像是电话里的秃头男人或他太太的踪影。卡利普在脑中勾勒秃头男人的脸，回想他在酒吧里讲故事的模样。他很气那个男人和他太太竟然给他错的电话号码：是谁在骗谁?是谁在耍谁?

阿拉丁的店灯火通明，但透过塞满物品的橱窗，只能看见店里的一小部分。阿拉丁正在里面上上下下弯腰忙碌，计算着要打包退回的报纸份数。卡利普看见他的身影被物品团团包围：悬吊半空的玩具枪、装在网袋里的橡皮球、大猩猩和科学怪人的面具、一盒盒桌上游戏、一瓶瓶茴香酒和水果酒、色彩鲜艳的运动和娱乐杂志，以及装在透明盒子里的洋娃娃。店里面没有别人。平常白天坐在柜台后面的阿拉丁太太，这时想必已经回到家，在厨房里忙着，等丈夫回家。一个人走进店里，阿拉丁退到柜台后面；没多久，一对年老的夫妇出现了，卡利普的心猛地一跳。然后，第一个进入店里、衣着怪异的男人走了出来，而老夫妇跟在他后面也出来了，怀里抱着一个大瓶子，手挽着手慢步离开。他们是如此地怡然自得，卡利普瞥一眼便知道不是他们。一个身穿毛领大衣的男士走进店里，和阿拉丁谈了一会儿，卡利普不由得揣测两人的对话内容。

这时，无论是在尼尚塔石广场，还是清真寺旁的人行道上，或是伊赫拉穆那头的马路上，都没有半个能引起注意的人，只有心不在焉的行人、没穿外套疾步走过的店员、彻底迷失在幽蓝夜里的孤独旅人。有那么一阵子，马路和人行道上空无人迹，卡利普似乎可以听见对街裁缝车行的霓虹招牌吱吱作响。四周不见人影，除了一个警察，他手里拿着机关枪，站在车站前守卫。望着树干被阿拉丁用橡皮筋和晒衣夹挂满了内衣女郎杂志的栗子树，卡利普感到有点害怕，仿佛他正被人监视，被发现了身份，或是身处危险中。接着传来了一声噪音，一辆驶向伊赫拉穆的1954年道奇，在行经转角处时，差点撞上了一辆开往尼尚塔石方向的旧斯科达公交车。公交车紧急剎车，卡利普看见车里的乘客纷纷站起来，转头去看另一边的街道。隔着不超过三英尺的距离，借助公交车里的昏暗灯光，卡利普与一张对此事故无动于衷的疲倦面孔四目相对：一个六十多岁、历尽风霜的男人，有着一对奇异的眼睛，充满了伤痛。他以前遇到过这个人吗?他是一个退休的律师，还是一个等待死亡的教师?或许，在四目交投的剎那，对方心里也想着同样的问题——多亏了城市生活给予他们大胆对望的机会。公交车开走了，两人就此分别，也许永不再相遇。透过紫烟弥漫的汽车废气，卡利普察觉对面人行道上开始有些动静。两个年轻人站在阿拉丁商店门口，互相点烟，想必是两个大学生正在等另一个朋友，准备一起去看星期五晚场的电影。阿拉丁的店变得拥挤起来，有三个人在那里翻阅杂志，还有一个守夜警卫。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卖桔子小贩，眨眼间已经推着他的推车来到街角，但很可能他早在那儿待了好一阵子，只是卡利普没有注意到。一对夫妻沿着清真寺旁的人行道走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但很快地卡利普就看见，年轻父亲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同一时刻，隔壁小糕点铺的老板娘，一个上了年纪的希腊太太，熄掉了店里的灯，把磨损的外套裹在身上，走出门外。她对卡利普礼貌地微微一笑，然后拿勾子把铁卷门哐啷用力拉下。接着，阿拉丁商店和人行道又突然净空了。一个住在前面附近、自以为是明星足球队员的疯子，穿着一身蓝黄足球制服，从女子学校的方向缓缓地推着一辆婴儿车走过来；他平时都把报纸放在婴儿车里，到潘加地的珍珠戏院大门口兜售。小推车的轮子转呀转，发出卡利普挺喜欢的音乐。

微风轻吹，卡利普觉得有点冷。九点二十分。“再等三个人经过。”他想。此时他非但没看到阿拉丁在店里，也找不到应该守在车站前的那个警察。对街一栋公寓大楼的狭窄阳台里，有一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