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日本主要航运海域的濑户内海，实际上已成为“死海”。在濑户内海只能通行小型的木船和小驳船，致使日本工业城市的资源严重缺乏，国民生产濒临停顿。

　　第三阶段：

　　由于中华军队的布雷封锁中断了濑户内海经过下关海峡通往亚洲大陆的航线，日本不得不重新选择出海口和航线，尽可能多一些运回赖以生存的粮食和工业、军用物资。为此，日本充分利用了本州西北部的舞鹤、敦贺、伏木等港口。

　　中华军队为了切断日本的新航线，从1月13日至2月6日，出动飞机509架次，对本州西北部各港和九州布雷3013个，并开始使用抗扫能力较强的低频音响水雷，使这些港口完全被封锁，阻滞日本船只达1200余艘。

　　日本为了保障航道和港口的畅通，组织了349艘扫雷舰船和2万余人进行大规模的扫雷行动。尽管日军扫雷舰船损失了四分之三，耗资巨大，在濑户内海就花费了无数日元，但仍然无法突破中华军队的封锁。日本船只不敢轻易出海，大量物资难以运回国内，日本逐渐陷入了瘫痪和饥饿的境地。

　　第四阶段：

　　中华军队主要目的是完成对本州西北和九州诸港的全面封锁，同时由于日军陆续投入340余艘舰船和2万余人进行扫雷，为确保雷区的水雷密度，中华军队对下关海峡以及神户、大阪等重点海域和港口实施重复布雷。

　　从2月7日至3月8日，中华军队出动飞机404架次，布雷3542个。

　　此外，驻小笠原群岛基地的中华陆航部队的水上飞机也参加了布雷。

　　3月10日至3月15日在朝鲜半岛南海岸布下2086枚水雷，旨在迫使日本1000吨以上的船只离开日本海域，进入远海航行，以便于中华军队水面舰艇对其实施打击。

　　几个月的布雷使日本各主要港口先后被封锁，日本损失的船只达到最高峰，本州与九州间航行的船只大幅减少，同时下关海峡与工业港口间的航运几乎被完全隔断。

　　1月，大阪附近海域有586艘舰船通行，而到3月减少到34艘；另一个工业港口神户附近海域由414艘下降到21艘。这两个港口在1月间进出港的舰船由七十二万吨下降到3月的十万吨左右，下降约86%。同样，其他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也直线下降。

　　第五阶段3月16日～4月16日

　　此阶段中，中华军队重点是扩大封锁区域。期间，中华军队共出动轰炸机1474架次，布雷23746个，布雷地点极为广泛，除继续封锁下关海峡和本州、九州地区及各主要港口外，结合布雷舰，对整个日本能够停泊大船的港口进行大范围布雷，迫使停留在这些港口的日本舰船无法出航。

　　通过广泛的布雷，使日本所有船厂和工业近乎停工，被炸损伤的舰船得不到及时修理，海上交通濒于停顿。

　　由于日本极其缺乏粮食、煤炭和其他原料，运输船只被迫铤而走险，不顾随时有触雷的危险，企图强行突破中华军队的封锁，但效果不佳。由于通往国外的交通运输线几乎全部被切断，日本陷入全面瘫痪状态。

　　“饥饿战役。”始于11月27日，止于4月15日，历时4个半月，中华军队出动环球霸王轰炸机几千架次，布下近十万个水雷，其中磁性水雷44900余个、音响水雷33500余个、水压水雷22900余个、次声水雷7700余个，自身仅损失15架轰炸机，却给日本造成极大损失和严重后果。

　　中华军队实施代号为“饥饿战役”的航空布雷封锁行动达到了预期的战略、战役目的，对于日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崩溃。

　　饥饿开始伴随日本，每天都有大量的拼命死于饥饿，社会矛盾凸显严重。

　　这一战例带来的启示是：一种大量装备的低技术武器，却在封锁作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值得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