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人从第二军的通讯大楼里抢救出来的，他们准备把它安全地转移到城外。

　　一看见这幅画像，一群群感觉迟钝的难民立刻喊了起来“天皇的像！”灼伤的满身是血的人群立刻向画像致敬或鞠躬行礼，那些无法起身的则双手合十祈祷。

　　当画像被抬到河边时，河上刚停泊着一条小船。此时，巨大的松树已经起火，成了巨大的火炬。岸上受伤等待急救的陆军士兵，挣扎着站起来，立正向画像致敬。小船在乱舞的火星中溯江而上，朝安全地带驶去。

　　总军司令藤井将军在最初几分钟内就被烧死在东京的司令部内，但离爆心地区较近的一等兵下山虽然被屋梁的钉子挂住却还活着，他痛苦地从钉子上挣扎出来，象一头公羊一样，使劲地用脑袋顶撞房顶，血不断流下来，遮住他的视线，但他终于突破。

　　浓厚的烟云在他周围翻滚。他知道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象复仇巨人之手一样，已横扫全城。在河边，他看见几十个伤员疯狂地跳入水中。

　　他们究竟是干什么呢？水面上飘着的红色泡沫是血吗？下山不断对自己说要镇静。对于灾难他并不陌生，在东京大地震中，在中华的空袭中，在东京的燃烧弹轰炸中，他都几乎死于非命。他沿江逆风而上，这样可以使他身后的大火不致烧着他。

　　一匹骑兵的马孤零零地站在路上。它呈紫红色，爆炸把它的皮烧掉了。它摇摇晃晃地跟了他几步，好象在乞求什么。这个凄凉的景象使他呆若木鸡，但又不得不前进（在以后许多年他都还梦见这匹紫红马）。

　　沿岸北上的大概还有五六个陆军士兵，但看起来他们每个人都好象很孤单，只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有些几乎光着身子的市民试图跟上他们，但身后沉闷的大火声越来越大，士兵们加紧了脚步，把市民远远甩在后面。

　　在上游数英里外，河水齐脖子深，下山过了河。当他继续朝未遭原子弹蹂躏的市郊进发时，有个想法缠住了他——那是一颗原子弹。

　　在死于原子弹轰炸的后果之前，他必须赶回家中去看他的女儿。

　　还在两年前，他有个妹夫就告诉他，日本正在研制一颗原子弹。说来也怪，过去几天来在兵营里有许多人谈论原子弹，如果某人一发火，人家就说：“他象原子弹一样。”

　　他从几十个躺在道路两旁被烧得非常可怕的女学生身边走过。皮肤象长带子似的悬挂在她们的脸上、手上和腿上。

　　她们伸出双手讨水喝。然而，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前方，村民们正将一片一片西瓜敷在活人的伤口上，把烧伤最重的用菜车运到急救站去。

　　首先传到东京皇宫地底的零星消息只说东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躲藏在地底近百米深的大本营想与第二总军通讯部联系，了解较详细的情况，却联系不上。

　　因为是在百米以下，那些大本营成员并没有感受到核辐射，只是剧烈的震动。震动是冲击波带来的，一颗二十万吨当量的核弹，对地底影响半径，大约在六百米。而百米的距离，刚好可以抵消大量的核辐射。如果是百万吨级的核弹，那结果将会完全不一样。

　　木户立刻报告天皇，东京已被某种秘密武器夷为平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向不可避免的事态屈服。”裕仁道。他无法掩饰他的痛苦。“不管朕本人会有什么遭遇，我们都必须尽早结束战争。这个悲剧决不能重演。”但两人都同意，裕仁亲自出面采取行动的时刻尚未到来。

　　在黄昏的余辉中，火势渐渐消退，从远处望去，东京很平静，象军队在大规模野营。天慢慢黑下来，星光亮得出奇。随着外面的人赶来救援，人们停止了外流。

　　从这场大灾难中死里逃生的红十字医院的重藤大夫回到了东京。他来回奔走于各急救站之间，每个站都对他说，水对烧伤的人是有害的。但与此相反，他宣布水能够冲掉内脏因烧伤产生的毒素。他竖起一块牌子，写着，“可以喝水。红十字医院副院长重藤医生启。”

　　当他深入这个毁掉的城市的市内时，他发现自己被还在冒烟的废墟挡住了去路。虽然看来好象无路可走，有辆带着炭火的卡车却从烟雾下隆隆地开出来，驾驶室里挤满了人。他认出那个驾驶员是一个酿酒商。他栽着救急食品和酒从郊区赶来，冲过地狱，把东西给顾客送去，却发现他们的酒店全部烧毁。

　　重藤从卡车旁边走过。“这里连一个活人的影子都没有！”司机喊道，“连牲口都没有，还要医生干吗？”重藤被拉上了卡车。

　　这位医生借了一辆自行车跑完回家的最后一英里路程。事出意外，他遇见一个身上背着孩子的女人，在漆黑的路上徘徊。一看见他，这女人便歇斯底里地痛哭起来。原来是他的妻子。为了纪念他，她已在家中的佛坛前点燃一支蜡烛。

　　城外，每小时都有几百上千人死去，急救站无能为力。七岁的井浦静子眼看就要死了，但谁也没有听见她哭或者抱怨。

　　她不断要水喝。她母亲不听看护人员的劝阻，不断给她喝。为什么不减轻她死亡的痛苦呢，“爸爸（是个水手，在太平洋的某个岛上）离咱们很远，在一个危险的地方。”静子在幻觉中看见爸爸，她说，“妈妈，你得活下去。如果咱俩都死丁，爸爸会很孤单的。”她把所有亲朋的名字都说了出来，当她数到她爷爷和奶奶时，她说，“爷爷和奶奶持我真好。”她喊了几声